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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中一哑兵

时间:2011-08-28 02:56 来源:未知 作者:zjc1978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序列中,有十位战功赫赫的独臂将军,他们的英名和,早已载入国史册。 但是,人们不知道,在中央警卫部队里,曾经有过一个哑巴战士,戎马一生,终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序列中,有十位战功赫赫的独臂将军,他们的英名和,早已载入国史册。

  但是,人们不知道,在中央警卫部队里,曾经有过一个哑巴战士,戎马一生,终老军旅。他是一个只有现状,没有来历,只知聋哑,不知姓名,只求奉献,不会的普通一兵。七十六年前,由于一次戏剧性的偶然,他成为三十万红军队伍中的一员。这一走便是几千里,这一走就是一生!

  一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在四川安顺场和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六月七日,部队行进到四川大渡河天全一带。经过数日征战,已是人倦马乏,加之天公不作美,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盼着天气好转,尽快筹集物资,养足,挑战面前这座巍峨的大雪山。这就是红军长征中即将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在国家局大队的宿营地,年轻的大队长吴烈正在考虑应该在附近村庄找个熟悉地形的向导,以便部队中央安全翻过雪山。吴烈是江西省萍乡人,曾在安源煤矿做产业工人,十五岁参加红军后,一直在身边做工作。

  “报告!”小队长杨连旺跨进门来。

  “我们在离驻地一公里处了一个人,想从他那了解一些情况,可他死不开口,还装哑巴,我们怀疑他是探子,就把他抓了回来。”原来,大队派出去的侦察员,已经在附近转了两天,村子里大多十室九空,不仅没有遇到老百姓,就连一只动物都没见到。这里的老乡因战乱,早已跑得不见踪影。突然发现了这么个人,使侦察员们提高了。

  听完杨连旺的汇报,特别是听到“哑巴”这两个字,吴烈“哦”了一声,“我们去看看。”说着来到屋外。只见两个战士扭住一个被的汉子,另一个战士手中拿着“缴获”的一把斧头。那家伙不断挣扎着被反绑着的双手,嘴里嗷嗷叫个不停。

  吴烈仔细打量着汉子,个不高,黑黑的脸上有些麻子,圆脑袋,眼睛倒挺大,体形粗壮,一只衣袖已成了烂布条子,脚上穿着草鞋,腰里系着一捆绳子,浑身脏兮兮的,散发出一股臭味,手上倒是有一层厚厚的老茧,两个肩膀上还有重物压成的红印子。从外形上看,不太像个奸细。

  那人也看着吴烈,眼神里透出了疑惑和探询之光。无论问他什么,他不是发出“啊啊”声,就是“嗷嗷”叫,一句人话也不说。

  “真是个哑巴吗?敌军探子老用装哑巴这一招也未免太笨了吧。”吴烈找来大队司务长谢兴凯,对他说在没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前,不能放他走,暂由你和炊事班。注意政策,不许,按时给他饭吃。当然,还要严密保管,不能让他摸了去。

  六月十三日早晨,部队终于开始翻雪山了,听当地老百姓说,翻越这座雪山的最佳时间应在上午九点至下午三点以前,早上和夜晚气候极端恶劣,一般人根本无法。伴随着“征服夹金山、创造禁区奇迹”的口号,部队拉成长长的一条线,一个跟一个鱼贯前行,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漂亮的大雪山。开始大家新奇、兴奋,爬到半山腰,就感到呼吸困难,四肢无力,速度越来越慢。

  司务长谢兴凯提醒大家慢慢走,一定不要停下来,更不能坐下来休息。这位曾在云、贵、川地区跑挑夫的老战士对山区情况有相当的经验。在飞雪弥漫、空气稀薄的亘古雪山上,来自温暖南方的红军战士被难以的寒冷和窒息所包围,越往上走,气温越低,随时都会发生。

  哑巴跟着炊事班,到达半山腰竟如履平地,一点不吃力。在空气稀薄的雪山上攀爬,最的是挑夫和炊事员,沉重的大铁锅会使他们的心脏和肺部承受不了而破裂死亡。这时背行军锅的战士小李已经站不住了,哑巴急忙上前扶住他。哑巴朝着王班长用双手指指行军锅,又做背锅状,王班长明白了哑巴的意思,望着哑巴果决的眼睛,终于同意让哑巴背行军锅,给他松了绑。这家伙抡起二十几斤重的大锅往背上一扣,敏捷地向山顶爬去。谢兴凯和王振尚用赞许的目光望着哑巴的背影,会心一笑。

  雪山气候一会儿阳光云彩,一会儿阴云密布;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接近山顶,部队速度已是在蠕动了。人们看到十多具红军战士的尸体已冻僵了:或坐或卧或蹲的姿势,有两三人靠在一起的,有一人独坐嘴里还含着半块干粮。还有个红军掉在一个石缝中间的雪窝里,雪化成水一层层冻住了身子。谢兴凯流着泪组织了几个身体好的战士,将的同志用雪掩埋。哑巴见到这一幕,背着行军锅也来帮忙。他把了的同志身上的背包和统统扛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向前走。先头部队有人用刺刀在雪坡上挖了脚踏孔,后面的战士就手拉手踩着这些脚印谨慎前进。

  六月十四日傍晚,部队“滑”到夹金山脚下的懋功,由于大队及时提醒,措施得当,下山后,除了个别人身体严重不适外,部队没有伤亡。翻过夹金山,就与先行的大部队会合了。

  哑巴在翻越雪山的表现,赢得了谢兴凯和炊事班长王振尚的好感。谢兴凯决定从现在起,不再哑巴的双手,给他一定的,但让炊事班密切。经过一段时间仔细观察,发现那家伙的确是个哑巴,不仅不会说话,而且还听不到声音,聋哑人的神态是装不出来的。这几天他天天有饱饭吃,心情格外好,一高兴了就发表“嗷嗷”叫的,对红军的事情很有兴趣,还主动帮炊事班干活,背东西。

  谢兴凯将情况报告了大队长吴烈:“通过观察和接触,此人是真的聋哑,是个下苦力的穷老百姓,不是,不如就放他走吧,部队要打仗,总带着他也不行呀。”当决定让哑巴离开的时候,炊事班长王振尚倒有些不舍得了,他真是喜欢哑巴那股子干活的劲头,和那比牛还壮的身体,班里的几个战士都比不上他呢!然而,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第二天中午,王班长特意给哑巴多夹了点菜,盛了一大碗饭,哑巴吃得直咂吧嘴,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饭后,部队又要出发了,谢兴凯把哑巴拉到一边,还给了他那把被当做武器的斧头,并给他一包干粮和五块银元,用手指指反方向的来,又指了指哑巴,然后挥挥手,意思是:你走吧,回家去吧,不用跟着我们了。

  当哑巴明白谢司务长撵他走的意思后,急得直摇头,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势比划着,嘴里“啊啊”叫着,一边摆手,一边往队伍里钻。谢司务长叫了两个战士,拉住了哑巴,等队伍走远了,才放开他。但哑巴又追上来,在后面跟着,一连两天,哑巴尾随部队,不吃不喝,你住我也住,你走我也走,还主动帮后面的战士背行装。第三天傍晚,残阳如血。夜里出发前,哑巴发现部队有动静,赶紧起身准备上,谢兴凯耐住性子,比划着告诉哑巴,跟我们走很,部队要打仗,会掉脑袋的。但哑巴用手指指谢兴凯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头,摆了摆手,意思是你不怕掉脑袋,我也不怕。谢兴凯一看,这家伙挺麻缠,就命令身边的战士把他捆起来,结结实实绑在老乡家里的一棵树上,心想:天黑了,你也不知道部队走哪条,辨不清方向,看你小子还怎么找?!哑巴“嗷嗷”叫着,奋力挣扎,还朝谢兴凯不断地吐着口水。

  红军擅长夜行军,一个时辰内就已经走出十多里,王振尚此时心里仍在挂念着哑巴。谁知天一放亮,就看到哑巴依然缓缓地跟在队伍后面,见到谢兴凯时,还狡黠地一笑。到这时候,哑巴已经追跟了一百二十多里的程。大队的同志们都被了,大家一致要求收留哑巴,特别是炊事班长老王说:“这家伙看我们红军不打他也不骂他,还有饭给他吃,死活不愿意走了,他要跟着红军干是好事,我们总不能把人家逼上绝啊?!”

  谢司务长把哑巴带到了大队部,请示吴烈怎么办,茅草屋外,站满了希望哑巴留下来的战士们。哑巴急得满头是汗,用手指了指谢司务长的帽子,又用小在地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青天白日”帽徽,然后泪眼汪汪地比划着做了、枪托打、扇耳光、的一系列动作,又指指饭碗,再指指肚子,摆手摇头,眼泪一串串掉了下来。他伸出拳头,狠狠地砸向地上画的帽徽,连续吐了几口吐沫,并用脚使劲地踩踏,嘴里“嗷嗷”叫着。看着哑巴激动的叙述,谢司务长明白他是在说被军队抓住过,捆他、打他,不给他饭吃,受了不少的罪,的军队专门老百姓。哑巴又用手指了指谢司务长和周围的红军战士,伸出了大拇指,意思是:你们都是,你们的军队不老百姓,是老百姓的,我心里都明白,我要跟你们走。

  哑巴声泪俱下地连比划带叫唤,终于打动了谢兴凯和吴烈,再说部队也确实需要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

  吴烈报请局领导批准后,终于让哑巴留在部队,正式成了一名红军战士。同志们听说批准哑巴参加红军了,都把哑巴围起来,十分亲热地比划着祝贺他。谢司务长拉过哑巴,当胸捶了他一拳,比划着说:“你这个犟兄弟,有种!”接着,给哑巴找来了一身旧军装,一个灰布挎包。哑巴军装一穿,顿时像换了个人一样,高兴得像个孩子,逢人就拍拍胸脯伸出大拇指。哑巴被编入炊事班,成了王振尚直接领导的兵。

  由于无法知道他的更多情况,队里的文书刘继根只能给他建了一份极为简单的个人档案:

  姓

  名:哑巴

  年

  龄:三十岁左右

  籍

  贯:四川大渡河一带

  入伍时间:一九三五年六月

  部职别:红军大队炊事班炊事员☆

  二

  在后来翻越的几座大雪山中,哑巴一上不仅背着行军锅,还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是队里负重最多的一个。脚下的十分难走,有时还遇到敌机轰炸,他全然不顾,无所。更让大家的是,哑巴身上那么沉的负重,不但从未掉过队,还帮助身体瘦弱的战士背枪,关键的时候扶战友一把。

  就要过草地了,红军千方百计筹措粮食,这是一件非常艰巨棘手的工作,困难很大,藏区的老百姓受到的宣传、,对红军采取了敌对方针,要么把粮食都藏起来,要么就跑得不见踪影,留下空屋子,什么吃的都没有。大队专门组织了筹粮队,费了不少劲,跑了很多地方,才搞到了极少部分粮食和一些肉干,远远满足不了部队的需要。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战士存亡的头等大事。粮食不够,就用野菜填补,谢司务长带着炊事班的人满地挖野菜,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哑巴居然找到了十几种能吃的野菜,什么野芹菜、臭蒿子、苦丁菜、锯齿菜、刺儿菜、灰灰菜、牛耳大黄、野蒜等奇形怪状的草根植物,有些就连谢司务长都没见过。哑巴一人就采摘了两大口袋。他还是一个野菜鉴别员,经常拿着各种野菜四处对人比划着: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王班长高兴极了,越发觉得哑巴不同寻常。

  红军在毛儿盖以北四十里就开始进入纵横数百里、一片茫茫的松潘大草地。草地表面上看平坦,实际上有很多深水坑,像几条小溪交叉流淌,浮着一片腐草,下面全是黏稠浑浊的泥水,人和牲口一旦陷进去,很快就被吞没,十分凶险。而且,草地气候也如同雪山一样复杂多变,忽阳忽阴,忽晴忽雨,白天穿单衣还觉得热,夜晚披棉被还觉得冷。进入草地不久,部队就断了粮,一些体弱多病的同志更是支撑着。哑巴看到谢司务长把自己仅有的一小碗青稞麦硬塞给了生病的同志,也毫不犹豫地倒空了自己的粮袋。

  有一天,大队按照行军序列小心翼翼地探寻前行线,哑巴走在前头,不时地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做着标记,他向后面的人比划着说:“中间是走的道,两侧就是沼泽和泥潭。”忽然,队伍里传来呼救声,原来是班长马堂贵掉进了泥潭,同志们都慌了,喊叫着,七手八脚试图往外拽他,但人们无法靠近他,不然也会陷进去。马堂贵拼命挣扎,越挣扎身体往下陷得越深,水草很快就没到了,大家一时干着急没有办法。马班长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哑巴背着行军锅大步跑过来,嘴里嗷嗷叫着,就像发出警报。他朝围在四周的同志摆摆手,示意往后站,然后卸下行军锅,放到泥潭里,又跨腿站进去,用绳子一头系在行军锅把手上,一头交给岸上的战友们。大家用步枪把行军锅推到马堂贵身边,哑巴伸出粗壮有力的手拽住他的胳膊,大家一齐慢慢用力,终于把他拖了出来。马堂贵上岸后,激动地抱着哑巴哭了起来。同志们向哑巴伸出大拇指夸赞着并紧紧地拥抱着哑巴表示。哑巴微微一笑,伸出小拇指,摆摆手。接着又背起行军锅,继续赶。

  哑巴身上还背着四五支枪,吴烈看到后对谢司务长说:“告诉哑巴,让他把枪丢掉,不要浪费体力。”进入草地后,总部要求把牲口都腾出来驮伤病员,多余的物资统统丢掉,哑巴却比划自己能背得动,就是不扔枪。

  在走出草地到达班佑的前三天,同志们已饿得站不起来了,但战士们,就是爬也要爬出草地。哑巴的锅已经好几天没有用处了,野菜早没有了,能吃的草根、树皮也被扒光了。哑巴忽然发现一些被牲口和人排出的粪便里,竟然有未消化的谷物渣子,赶快用手一点点仔细收集起来,用草地的水清洗后,放到锅里煮煮,喂给已经奄奄一息的同志吃下去,而自己却一粒都没有吃。☆

  三

  哑巴耳聋口哑,但心明眼亮,凡是在他视线之内的情况,都能迅速发现,并作出反应,但是有些,往往潜伏在哑巴的视线之外。

  一天下午,大队途经一座大山,行军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原来,这儿竹林茂密、野草丛生,有些地段窄坡陡人多,需要踩倒一些小毛竹才能踏出一条来。这样,部队便不得不常常停下脚步,等前面的同志通过以后,才能慢慢跟上。正在行军的三队突然发现一架敌机猛地俯冲过来,杨连旺高喊:“全队卧倒!”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哑巴根本不知道就在眼前,对于敌机也毫无察觉,他也听不到战友的叫喊声,依然背着行军锅,挑着沉重的担子向前走。以往,这敌机总是转悠一阵才开始扫射或投弹,这次却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似的俯冲下来。接着,机翼下发出一串刺耳的尖啸声。

  杨连旺意识到敌机已经投下,忙大叫一声:“不好!哑巴!快趴下!”但哑巴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距离。杨连旺、马堂贵和李明杰等人正要腾空跃起纵身过去扑倒哑巴时,敌机的已经“轰隆隆”响了。顿时,石土四溅,弹片横飞,滚热的气浪掀起了层层烟雾,挡住了指战员们的视线。一阵轰炸过后,敌机远去了,哑巴从烟尘和弹片乱石堆中站起来。杨连旺等人急忙跑到哑巴身边,见哑巴没有受伤,只是身上布满了泥土。细心的马堂贵突然大声地说:“看,哑巴背上的行军锅被炸烂了。”大家都凑过去看。果然,哑巴背上的行军锅被弹片打了一个直径为五六厘米的窟窿,锅是报废了,但哑巴却安然无恙,而且毫无。

  惊险过后,杨连旺对马堂贵说:“看来当时让哑巴背行军锅是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今天要不是行军锅,哑巴可能被当场炸死了。”在场的指战员们都过来拍着哑巴的肩膀,表示慰问。哑巴只是咧着嘴傻傻地笑着。部队恢复了行军速度,继续前进。经过这一次遇险后,行军锅无法再用了。部队好长时间做饭只好用几个小铁盆,费时费力,很不方便。炸坏的行军锅一时又无法修补,炊事班长王振尚要把烂锅扔掉,哑巴不肯,比划着说:修补好了还可以用。哑巴就一直背着那口救过他命的烂锅,到达两河口时才找到一家铁匠铺将锅补好。哑巴意识到行军锅的重要,从此以后再遇到敌人飞机轰炸时,他竟然趴在行军锅上用自己的身体行军锅。王班长既心疼又生气地对哑巴比划着骂道:你这个傻小子,算不过来账吗?那行军锅炸坏了,我们还可以修补、还可以换新锅。如果你被炸死了,那就是的一大损失啊,今后可不许这样做了。☆

  四

  一九三五年八月,大队经由黑水芦花一线向毛儿盖进军,这里是攻打松潘和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部队快到毛儿盖时,突然与一小股搜索部队。敌人有三十多个,稀稀拉拉走成一线。尖刀班发现敌人立即先敌开火,紧接着二连全连压了上来,敌人乱作一团四散逃跑,有两个敌兵正好跑到了炊事班跟前,老班长王振尚大喝一声,站住,缴枪不杀!其中一个敌兵举起枪就要朝王班长。这时,哑巴飞快地冲上去,怒瞪双眼嘴里嗷嗷叫着,抡起斧头使劲向敌兵砍去,吓得那小子赶忙用步枪横着一挡。只听咔嚓一声,敌兵手中的步枪断成两截,顺势跪倒在地,举手投降。哑巴抽出腰间绳子,像包粽子一样把敌兵捆了个结实。王班长跑到哑巴跟前,激动地握着他的手,比划着说:“好样的!今天要不是你动作快,我这一百多斤就躺在这里了。”哑巴的英勇、果敢,受到了全队指战员的赞扬,人人见到哑巴都做抡砍的动作,然后朝他竖起大拇指。哑巴这时便谦虚地摇摇头,摆摆手,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那样子十分好笑,也十分可爱。

  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大队还按照总部的命令,配合当地红军游击队沿长征来的搜救掉队的伤病员,尽最大的努力他们的生命,保存红军的力量。谢兴凯和哑巴率一个排的战士带着担架出发了,他们从群众家里、树林中、荒山坡上,沿途寻找到两百多伤病员,护送他们到了苏区。哑巴一上背伤员、抬担架,不怕苦和累,完成了任务。

  春季,随着八军在平型关首战大捷,抗日战争在全国掀起了,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的领导中心,日寇开始不断地轰炸延安,加之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停止发放八军的给养和军饷,并且对延安实行了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全党全军开展生产自救。提出了“不饿死、不解散,自己动手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八军除了前线作战部队以外,上自中央,下至普通战士,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进行开荒屯田,种粮种菜、纺线纺纱、烧窑烧炭、喂鸡养猪,自行解决所有生活之必需。寒冷的陕北,已经暖意融融了。延安附近所有山坡、山沟的荒地都插满了划分耕种的标志,陕北的黄土地被延安军民用各种农具开垦、梳理着,沟背、河滩处处都利用起来了,见缝插针地点瓜种豆。

  哑巴到陕北后工作干得更起劲了,除了行军时背行军锅外,还负责挑水、烧火、喂马等工作。不管哪个部门,杂七杂八的事他都抢着干。部队参加打井、修、种地、挖窑,哑巴都跑在最前头。断绝了对八军的弹药供应,战场缴获又非常困难,于是兵工厂又承担了生产子弹的任务,月生产量超过了十一万发,急需大量的旧子弹壳。哑巴负责收集部队里的废子弹壳,将它们送到军工局,再由兵工厂装上子弹头,被称为复装子弹。哑巴腿脚麻利,人又勤快,一天到晚都没见他闲过。不久,延安的兵工厂自己研制生产了我军第一支步枪,枪身比三八大盖稍短一点,样式好看,而且射击精度很好。很快谢兴凯带着哑巴和三个战士去兵工厂拉回了第一批为中央警备团配装的步枪,警备团的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有了好的武器,部队增强了战斗力,消灭敌人的劲头更足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延安钟鼓楼西操场召开大会。成立了警卫营,谢兴凯同志成了警卫营里的后勤主力。他除了制定、组织警卫营的生产计划外,还要替总部领导安排个人的开荒。一天,谢兴凯来到枣园侯家沟,给毛送灯油,毛交代他说:“老谢,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划出一块地,我要亲自动手,不许你们代耕代种。”毛说着,右手向外使劲一挥,就定下了这个原则。尽管毛和总司令每天要处理大量的事务,但总要抽出一点时间去自己的那块菜地,毛的地里种上了辣椒,朱总司令种的是红薯。

  警卫战士们担心毛劳累成疾,想去帮忙,但又怕犯规,惹毛生气。警卫班班长翟白元就找到谢兴凯,请老谢去劝劝毛。老谢也深知毛的脾气,不敢贸然进言,突然老谢灵机一动说:有办法了。第二天,警卫营炊事班的哑巴,出现在毛的菜地里,哑巴头戴草帽,肩膀上搭一条白毛巾,手里握着一把锄头,躬着腰,一步一锄,一会儿就把毛的菜地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利落,待毛走出办公室来到菜地一看:我的地被人精心锄过了,土质松软,杂草全无。谁干的?毛立刻身边的警卫战士:“我说过,不要你们帮我打理菜地,为什么不听?”警卫战士急忙否认,毛脸部呈现出深深的疑虑。

  一连几天,哑巴都在毛的菜地里忙活:松土、做窝、浇水、施肥,一株株辣椒苗长势良好。后来毛突然出现,当场逮住了哑巴。“啊,原来是哑巴同志,”毛上前一把夺去哑巴的锄头说,“快歇歇吧,谁让你来的?”不管毛说什么,做什么手势,哑巴望着发出啊啊的声音,只是憨憨地笑,这下弄得毛没了脾气。用哑巴这一招确实高,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会被“”。最后毛接受了哑巴的热心帮助。

  打这以后,谢兴凯在为总部工作服务的过程中,经常打哑巴这张牌,别人不敢做的事,哑巴敢做。因为无论哪个都不会责怪哑巴,更不会冲他发脾气。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哑巴为毛打过窑洞,为总部担水,与总司令一起在延安新市场街上拾粪积肥,确实让警卫营的干部战士惊诧万分又不已。

  一九三八年九月,警卫营出动一百多人在杨家岭为毛和军委总部机关集中打了二十多孔窑洞。那一次,因为哑巴右大腿负伤,没有让他参加打窑洞的劳动。当着很多战士的面,他还发了脾气,闹了不小的情绪,会餐时赌气连猪肉都不吃。以后谢兴凯在枣园打窑洞布置任务时,提醒带队的干部:“千万记住把哑巴带上,否则这家伙又搅得营里不得安生。”哑巴只要看到部队有任务就积极请战,闹着要参加,而谢兴凯也很愿意让哑巴参加这样的劳动,因为他不但脱坯、抹灰样样精通,而且干起活来不惜力,实打实地不耍滑。哑巴还参加了修建王家坪军委大礼堂和延安飞机场的工程。

  一天清晨,太阳升起来了,枣园的树木正在吐芽,陕北高原的春天还有些寒气袭人。哑巴光着脚挑水经过一条公时,突然一辆黑色小轿车在他身旁停下,车里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哑巴定睛一看,是总司令,哑巴不知道朱总司令的姓名,但他知道他是八军的大。哑巴把水桶一放,跑了过去,总司令紧握他的双手,一面说:“你辛苦了!”一面朝他竖起大拇指,但朱总司令又马上死死盯住哑巴那双没穿鞋子的光脚,眉头也紧紧地皱了起来,向警卫吼道:“把他们的营长叫来!”

  营长伍德安和员淳杰气喘吁吁地跑到面前,用标准的军姿:“好,有什么?”

  严肃地:“你这营长干什么吃的?”

  伍德安看着满脸阴云密布,感到气氛不对,一下子就蒙了,看到哑巴在旁边站着,就以为哑巴闯了祸,就报告说:“这是我们营的哑巴,他又聋又哑,不懂规矩,做错了什么事,请!”

  不料,不仅没有消气,反而地道:“你才不懂规矩呢,你这个营长到底是怎么当的?你就是这么爱护战士的吗?”这下伍德安完全傻了,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只好立正站在那儿,等着。这时,的卫士长齐明臣在一边使了个眼色,朝哑巴的脚上努了努嘴,正在察言观色的伍德安一看立刻恍然大悟。立即对说:“,我们马上给哑巴发新鞋。”说:“早干啥子去了嘛,赶紧去,要是下次我再看见哑巴光着脚担水,你这个营长就不要当了!”

  “是!”伍德安敬个礼,转身大步流星地跑了。

  这时,从哑巴脖子上拿过那条又黑又破的毛巾,给哑巴擦额头上的汗,这一举动,在场的人都没想到。上车之前,又拍了拍哑巴的肩膀,伸出大拇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军飞机对延安城进行了第一次轰炸。那天是个星期日,延安这个偏僻小城也热闹起来,街上行人众多。上午八时四十分,防空部队接到情报,日军飞机可能会来偷袭,防空队经过改装支架和瞄准器的六挺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已在中央机关驻地布控完毕,部队都已作好战斗准备。针对日军飞机的轰炸,延安早有防空部署,但那时没有雷达设备,宝塔山上设立了防空警报岗,全靠人眼望,天空,所以一旦警报钟声敲响,敌机也已经飞到头顶了。时近中午,天空由远而近地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警卫营的指战员都进行了隐蔽。只见六架日军飞机投下,的爆炸声震荡着每个窑洞。山坡上、沟渠里,在强大的轰隆声中腾起了十几米高的尘烟。延安城四处起火,店铺倒塌,血肉横飞。

  这时,哑巴正在满头大汗地挑着满桶水往山坡上地行走,大家拼命喊,哑巴听不见,依然走着。敌机冲着哑巴飞去,连长杨连旺急得实在忍不住了,跳出隐蔽地点,朝哑巴做了飞机飞翔的动作,然后指了指天空。哑巴抬头一看,放下水桶,迅速跑到附近的洞穴边,敌机紧跟着落了下来,在他们身边炸响,哑巴和杨连长都倒在血泊中,敌机被防空队猛烈的火力赶走了。当哑巴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大腿鲜血直流。他想到杨连长,猛地爬起来,不顾伤痛一瘸一拐地朝他扑过去。杨连旺静静地躺在地上,已经血肉模糊地了。哑巴抱着他大声“嗷嗷”地叫着,泪流满面。很长时间哑巴不许其他人靠近,谁靠近他就跟谁急。哑巴盯着敌机飞走的方向,放下杨连旺,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地向敌机逃跑的方向扔出去。

  在这次敌机轰炸中,哑巴的右大腿被炸伤,缝了二三十针,并且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哑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情绪都不稳定,不与人“对话”只是闷头干活。☆

  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继三五九旅之后,警卫营所属的六个连队七百多号人响应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高唱着“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建设……”的歌曲,浩浩荡荡开赴南泥湾执行开垦荒地的任务。除了警卫目标必须留下的兵力外,几乎是全体出动。

  考虑到几百人生活用水的保障问题、关系到能否顺利完成开荒任务,谢兴凯把炊事班的哑巴也调去,专门负责供水!哑巴知道自己要随队去南泥湾,非常高兴,立即准备自己的行装,他特意把自己舍不得穿的新胶鞋送给后勤的战友郭海瀛。

  部队进入开荒标段后,映入战士们眼帘的是满目荒凉,芦苇丛、狼牙刺、一人高的野草连成片,不时有野羊、野猪、野豹等动物在荒草中出没,发出阵阵号叫。部队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谢司务长带人先勘察了驻地,然后开始打窑洞,建伙房。战士们白天挖窑洞,晚上就睡在用树枝、芦苇搭建的草棚子里,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棚子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棚子里还在滴水。战士们情绪高涨,只用了不到十五天,窑洞、伙房就都建成了。出发时带的口粮吃完了,谢司务长就组织人力到一百多里地外的粮库去背粮食、熬土盐,还组织战士们去打野兽,挖野菜,采蘑菇。

  水源是离部队驻地约八百米的一条小河沟,常年流水不断,清澈见底,沿小河流经居住的老百姓都是从这条小河取水生活的。由于战士们开荒任务重,要完成指标,甚至加班加点地劳动,需要的水也就多,哑巴每天天没亮就已经起床开挑了。扫地,淘米做饭,部队出完早操,哑巴都把马喂饱了。白天就见哑巴穿梭式地挑水,那精力,那劲头,真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只有在往工地送饭的时候,哑巴才拿起锄头挖地,过一把开荒的瘾。晚上,辛苦一天的战士们按时睡觉了,哑巴跟着谢司务长还在磨豆子,做豆腐、豆浆,尽量改善战士们的伙食。战士们外出执勤,他总是很有心地把饭菜搁在锅里热着,战士们无论什么时候回来都能立马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警卫营几百人同时开荒,工具不够用,一时急坏了带队的领导。通信班副班长陈耀是山西定襄县人,家里祖传四代是打铁的工匠,陈耀同志正好发挥了特长。哑巴和战友们从古庙中抬来了破钟,又四处搜集敌机扔下的炮弹片,砌炉打铁,自制农具,解决了燃眉之急。

  随警卫营去南泥湾的还有卫生所的几个女同志,她们是负责医疗保障的,开始有两个女兵自己也挑水,但终归远,体力太差,每次费很大的劲才挑回一小桶水,根本就不够用的。哑巴看到这两个女娃的狼狈相,便自告奋勇将卫生所的用水也包揽下来。哑巴用的水桶很大,挑一趟水顶两个女兵来回跑两趟的,每天水缸都是满满的。卫生所的女兵们一见到哑巴就高兴地喊:“哑巴大叔——”还俏皮地把伸出去的大拇指,直接按在哑巴的鼻子尖上。

  随着开荒任务的增加,谢兴凯怕哑巴一个人担水累坏了身体,便从五连挑选了一个大个子战士,叫明,加强担水工作。这个明是陕北人,在连队是扛机枪的,行军、打仗是把好手,人称高大汉。调他来和哑巴一同担水,高大汉十分不乐意,他宁愿去开荒,也不愿和哑巴做伴共事。谢司务长说:“人不可貌相,你别看不起哑巴,虽然你身高力大,但担水你未必能挑得过哑巴,不信你就试试。”高大汉被这番话一激,立刻抄起扁担开始挑水。每天他和哑巴一同上,他们一高一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比速度,看谁快,比数量,看谁水挑得多,可是高大汉怎么使劲也超不过哑巴。这让轻易不服人的高大汉对哑巴刮目相看,从心里这位哑巴老红军。后来高大汉又调回连队,临别时,紧握住哑巴的双手,向他竖起大拇指,又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哑巴每天披星戴月地挑水,保障了所有开荒人员的生活用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南泥湾的“水官”、“水司令”。谢兴凯称赞说:“哑巴在南泥湾六个多月的日子里用断了五根扁担,穿烂了十二双草鞋,挑出了上百吨水啊。”☆

  六

  一九四二年十月,警卫营与中央大队合并成立了中央警备团,吴烈为首任团长兼委员。谢兴凯任警备团副官处第一副官,哑巴也随着到了位于侯家沟的团部炊事班。

  由于警备团人员是从延安各个单位选调来的,思想作风和差别较大。战士们思想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警卫工作的不良倾向,加上延安处于日寇和的包围和严重之中,发生了大,部队到了没有粮食、没有被子的地步。中央警备团的生活极端艰苦。连队大部分时间是开荒种地,这让一些战士思想不通,闹情绪,发牢骚,说怪话:“我们当兵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种地的,如果靠种地养活自己,还不如回家去种地!”一时间,有个别山西籍和陕北籍的战士开小差,跑回了家。

  一九四三年春节前夕,全党全军开始了整风审干运动。谢副官带领一个排,将开小差逃回家的战士带回部队,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一次共带回三个战士,都是因为吃不了苦,想家而擅离部队的。这天,哑巴刚好挑水回院子,在团部室看到了三名逃兵,就气哼哼地抡拳冲上去。被警卫班战士拉开后,依然朝这三人啊啊地大叫,瞪眼睛,吐吐沫,脸涨得通红,由于,脸部肌肉开始抽动,看得出哑巴是真动气了。他做了一个端机枪扫射的动作,然后拍拍自己的胸脯,摆摆手,那意思是打仗不怕死,又朝那三个战士伸出小拇指,然后弯腰抱头,做怕死状,又使劲跺跺脚。

  这时,谢副官走到这三名战士面前,语气温和但又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看看哑巴同志,从参加红军到现在,出生入死勤勤恳恳,无论打仗多么,生活多么艰苦,他从来没怕过,从来没,跟党走到今天,你们连一个哑巴都不如,真是白活了,好好想想吧!”

  在全团战士、的目光下,这三人流下了的眼泪。后来,经过部队的帮助和教育,以宽容的态度他们,这三个战士真诚,,作战勇敢。其中有两个人在前线战场上。☆

  七

  陕北的山沟里,野林中的狼很多,尤其是早晨和夜晚最多,一群一群地出没在黄土高原。

  白天狼吃村子外边的羊和撒在野外的鸡,夜里就进村子里乱跑,即便是关着院门,有的狼甚至跳过低矮的石头墙、土打的墙。那狼的爪子扒得大门咔咔响,吓得屋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尿在床上。村子里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关门插闩,任凭那狼群把鸡窝扒烂,在猪圈、牛棚里撒欢。听着自家的羊、牛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就是拿它毫无办法。狼的,危害人畜,经济发展,陕北还专门组织了打狼队,像消灭敌人一样打了不少“歼灭战”。

  在西川侯家沟,中央警备团团部炊事班在伙房后面靠近山坡的地方建了一个猪圈,饲养了七头猪。为了防止狼的袭击,哑巴和王班长带领战士们脱泥坯,垒起了一人高的围墙。到了晚上,哨兵发现了附近眼睛闪着绿光的狼群围着猪圈转来转去,便通知了炊事班的人,十多个战士敲着脸盆和水桶,吹着哨子狼群。哑巴抡着扁担追着狼跑,还用斧子砍伤了一只狼。

  猪是队伍里的集体财产,当然要尽力。再者,部队要靠它们改善伙食,增强战斗力,所以视为宝贝。吴烈团长对谢副官说:“你一定要督促炊事班把猪喂好,管理好,好,不能病死,也不能让狼拖走吃掉。”但这些猪已成了招引野狼的诱因,要想些办法对付它们。当时团里不允许用枪打狼,一是怕影响办公、休息;二是部队子弹少,弹药很珍贵。

  哑巴对付狼还是有些办法,先在通往猪圈狼必经的上挖几个一人深的大坑,里面埋上木头尖桩,表面用树枝轻轻搭盖,狼一旦陷进坑中,就会被尖桩刺破肚皮或心脏。哑巴还在当地猎户的帮助下做了几十个铁夹子,埋在猪圈周围,并在土层丢撒些碎骨头烂肉,那狼只要来觅食,就会被夹子夹住。因为铁夹子连着一块大石头,狼的力气再大也不动,只好乖乖地被。

  为了这几头猪,哑巴在猪圈边上搭了一个小窝棚,晚上就睡在窝棚里,一发现有狼的动静,哑巴就迅速起身拿着他那把磨得锃亮的斧头,追赶野狼。月亮下面那把斧头冒着寒光,一闪一闪地使狼群不敢靠近前来。

  有一头大狼没有叼到猎物,不甘心空手而归,就站在猪圈旁,不肯离去。它不时龇着牙与哑巴对峙着,哑巴看见狼这副架势,抡着斧头就向那头大狼冲过去,那头大狼也不,号叫着就迎面扑过来。就在狼嘴快咬住哑巴脖子的时候,哑巴动作更快,一斧头砸在狼嘴头上,一下子就敲掉了那狼的几颗大牙。顿时,那狼满嘴是血,着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失去了抵抗能力。哑巴招呼旁边的战士上前把狼捆了起来。

  用斧头和专打狼的槽牙,这是绝技。狼没有了牙,就等于没了武器,也没有了威风和杀伤力。没了牙的狼,就只有一种结局:慢慢饿死、冻死、气死。用这些办法,哑巴成功地捕获了十几只狼,受到了警备团领导的表扬和励。

  哑巴把狼皮剥下来,晾干后做成狼皮坎肩,送给夜里站岗的同志轮流穿,抵御风寒。狼肉便拿到炊事班炖了大家吃,只可惜,这狼肉酸涩,绵而不烂,虽然炖肉的香味使人流口水,可是吃起来味道并不好。但在那个艰苦年代,只要有肉吃,就已经是很好的改善了。

  听说狼油能做药引治病,谢副官叫王班长熬了一罐油,送到延安新市场的药铺,换了一些常用的中草药,以备不时之需。

  谢副官在警备团负责后勤给养、伙食管理、采购运输等工作。为了方便总部及家属们的生活,总部在延安开办了一个供销合作社,也由谢副官任主任。其实,这个供销合作社是以组织经营的形式,为中央和军委以及部队保障生活日用品之需,也包括搜集各种、书籍。这就需要经常到其他地区包括敌占区去搞物资。

  谢副官经常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出入敌占区,而哑巴自然也是谢副官贴身的随员。别看哑巴又聋又哑,但他心里对人对事十分的清楚,经过几年在队伍中的磨练和视觉教育,哑巴已是一个意志坚定、机智勇敢的者了。

  靠近甘泉西侧的出入通道,有的一个碉堡,周围驻军有一个营的兵力。国共合作时期,敌军虽不敢与我军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但也时常闹点小摩擦,最常用的是拉拢、腐蚀策反、暗杀我军人员。

  谢副官和哑巴不断从这个防区经过,同敌方人员也都混得脸熟。恰巧那个副营长也是四川人,言谈几句便攀上了老乡。谢副官每次过都要塞给这个副营长老乡一些大洋或送点吃的。敌副营长从谢副官携带的货物品中判断出他是延安那边的人,却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谢副官来去。谢副官拉着哑巴对敌营副说:“这是我的小兄弟,是个哑巴,以后他从这里出入还要请你老乡多多关照。”敌营副收了钱,满脸堆笑地说:“没问题,我一句话的事。”以后,哑巴携带的货物基本上不受翻查。利用这个关系,哑巴为延安总部带进了不少急需的物资。

  有一次,敌人一个排长发现了谢副官和哑巴携带的几包蜡烛和火柴。因这是禁运物资,敌排长说他们通共,便把谢副官和哑巴绑了起来,押进炮楼。幸亏敌军副营长及时赶来,说谢副官是甘泉地区做生意的乡绅,命令放人。事后,敌营副悄悄对谢副官说:“老乡,我早知道你是那边的人,现在中国,军事力量很强大,你们只占领了延安一个穷地方,早晚会被打下来。你何苦跟着跑呢?弄不好小命就没啦!不如你们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你发财。”谢副官对敌营副说:“我们和你们是不同的两种人,我们闹不是为了发财。虽然强大,但十几年来也没能消灭,今后就更不可能了。我们人各有志,作为四川老乡,我也说句心里话,跟着是没有出的,希望你能尽力多帮助我们,少做坏事。”敌营副看看说不动谢副官,只好放谢副官和哑巴走了。

  又一次,谢副官带着哑巴去洛川,出了边区地界——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茶坊后就是二十九军的驻防地,这里便是另一个天地了。哑巴一身樵夫的装束,腰间缠着绳子,后背别着斧头,破衣烂裤,光着脚板,秃头上还特意抹了点猪屎,看上去又脏又臭。返回时,军队对进入延安的人很仔细,像模像样的人都要脱掉衣服。谢副官把换来的几小瓶盘尼西林用绳子拴好吊在哑巴的裤裆里,走近哨卡时,被兵横枪拦住,刚要,哑巴把头一低,顿时一股恶臭熏得兵倒退几步,仔细一看是个又黑又瘦、又脏又臭的砍柴老头,厌恶地连连挥手:赶紧滚,赶紧滚!就这样,哑巴顺利地带回了这几瓶救命的药。延安不仅生活物资紧张,药品更是奇缺,特别是抗生素一类的特效药,很多人死于伤寒病,儿童也有不少得了猩红热传染病,因无药而夭折。因此,哑巴用裤裆里藏药的办法分批带回了不少盘尼西林,在那时的确是解了燃眉之急。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了和平协定,向和全国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决定撤离延安,但不离开陕北,与胡南各军队周旋,打游击战。

  警备团负有中央机关和等安全的重任,除了避免和敌主力部队作战,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多股小部队,四面出击侦察,敌军动向。在敌军的包围圈中寻找一条安全隐蔽的之。这样,警备团经常以小群多的形式,派出侦察人员。在中央机关(又称昆仑纵队)行军线沿途,谢副官要先行勘察情况,哑巴紧随谢副官打前站,主要任务是:一、摸清敌军方位、动向,宿营地有无敌特和奸细,提请当地民兵、游击队,控制、地主,坏的活动。二、为和总部子,既要选择可靠群众的住家,又要选择便于部队阻击和撤离的地形。三、负责筹集粮食、牲口草料等。

  有一次,前委机关与敌人周旋至靖边县东部的王家湾,这里距刘勘的搜索部队只隔一个山头,连敌人叫喊的声音都能听到。谢副官带着哑巴和两名侦察员一面抵近敌军动向,一面将写有敌军方位情况的字条交给哑巴,火速送到团部。哑巴把字条捻成细长条,拧编在粗麻绳中间,然后把绳子缠在腰上,顺利地将这份情报送回了团部。

  谢副官因太了解哑巴而委他以重任,哑巴以后在转战陕北的途中便成为谢副官的得力助手。哑巴除了挑水、劈柴、烧火、种地,更有令人称绝的妙法。部队每次行军或转移都有与敌军的,为了不目标,哑巴用绳子结成网套,紧紧套在牲口的嘴上,防止牲口发出响声而被敌军发现。

  谢副官出行一般是长衫、马褂,游商打扮,哑巴则是赶毛驴的脚夫,加上三两个挑担子的战士,一上拉开机动距离,以便前后策应。☆

  八

  一九四七年底,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上对军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中央决定向省平山县迁移。一九四八年三月,警备团分成两,哑巴随同从陕北米脂杨家沟出发,在吴堡县川口以南的元子塔渡口东渡黄河入山西,经广武镇过雁门关,翻五台山,最后安全抵达平山县西柏坡村。

  警备团喂养了四头小奶牛,每次能产数量不多的牛奶供中央领导食用,还有一些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和幼儿园极度缺乏营养的小朋友。牛奶在当时可算得上奢侈品了。因此,这几头小奶牛就成了宝贝。哑巴除了喂马以外,还经常背几口袋好的草料去喂牛,给牛刷洗,清理卫生奶牛健康产奶。

  一九四八年六月,为了让部队学习实践城市警卫工作,警备团另一进入市担负卫戍警卫任务。哑巴又背着行军锅跟随部队从西柏坡开进。哑巴的工作还是挑水,但已不像在延安西柏坡时有那么大的需求量了。哑巴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大城市,他一边挑水,一边看着街道上的一切。

  眼前的一切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景象,无疑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部队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复杂的。谢兴凯此时负责管理部队所有的公勤人员,进入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公勤人员开了个会,主要强调了部队纪律和群众纪律。公勤人员相对连队战士来说比较,需要出营区办的事情也多,但刚解放,潜伏下来的敌特也很多,所以公勤人员特别,不得随便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把陌生人带进营区来。

  不料,还是选择时机下了。

  中秋节,驻在东里村的中央警备团团部会餐,大家常年过艰苦的生活,早已盼望着改善伙食,打打牙祭,有的人甚至连早饭都没吃,空着肚子就等着中午这顿盛宴呢。部队已经开饭了,面对盛满了美味的菜盆,大家都在埋头苦吃。而哑巴还在忙碌着,因为水缸里的水快用完了,他得赶紧挑满。哑巴工作有个习惯,什么时候把水挑满了,才会坐下来吃饭。这时,还有一个上防空哨敌人飞机的战士以及在外面搞侦察的几个战士没有吃饭。另外,谢副官参加团领导会议也没赶上吃饭。待他们返回食堂准备大饱口福时,却发现整个团部吃大灶的一百多人,全部上吐下泻,躺在地上一。最严重的一个司号长当场昏了过去。谢副官问捂着肚子的司号员孙恩堂:“你们这是怎么啦?”小孙费力地说:“不知道,吃了饭就觉得不对劲,肚子疼得厉害,我还以为是撑的呢。”

  正在谢副官了解情况的时候,敌人的两架B-24轰炸机又飞过来,朝着团部方向低空俯冲,紧接着一溜黑乎乎的丢了下来,顿时街里街外一片火海,正往团部跑过来抢救中毒人员的卫生员刘国忠被一颗掀起来的土埋了半截身子,在他前面二十米处的几个老乡当场被炸死。刘国忠费了很大劲才从土堆中爬了出来。防空哨兵和一些战士用步枪和地向敌机射击,但这根本无济于事。敌机看到地面没有炮火还击,更为地交叉在头上盘旋飞来飞去。每架B-24做平行式一次投弹五六枚,足足炸了约一个钟头。这时,团部已是忙乱不堪,一面要组织抢救,一面还要敌机。

  敌人从空中和地面同时发动,完全是有的。一方面下了毒,一方面又用红布为飞机打信号。

  团长山得到报告后,立即团卫生处处长陈先勇组织没有中毒的医护人员赶去抢救,谢副官大声叫大家往外吐,还比划着叫哑巴赶紧挑两桶水来。谢副官知道用梨能缓解毒性,又令防空哨兵把街上卖梨的商贩叫来。很快水和梨都到了,哑巴拿起大碗往战士嘴里猛灌,又给每个人塞一个梨。喝了水吃了梨后,中毒的人把刚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那些好吃的鱼呀、肉呀吐得满院子都是。

  医护人员七手八脚把吃过的饭菜一化验,原来竟是砒霜中毒。一问炊事员,说每个菜里都浇过一样的肉汤。砒霜毒性很大,可以致人死亡,得赶快解救,团卫生队拿来了解毒药,哑巴拿着碗,挨个人灌,战士们被他灌得叫苦连天。刘国忠还从行军锅底刮下很多黑灰,用水搅成糊糊让哑巴给中毒的人喝下去,再用手抠嗓子眼,促其,反正是什么办法都用了。一天过后,中毒的同志总算都缓过来了。

  三十年后,已经是警卫一师五团副团长的孙恩堂笑着说:“这个哑巴劲儿真大,捏着我的鼻子灌药,差点儿让我窒息了。我当时心想,敌人没把我毒死,倒差点儿让哑巴憋死。”

  部门立即查清了原因,由于敌人得知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便制定了计划,并加强了空袭,特别是针对中央领导人进行的暗杀活动早有部署。

  当时的虽说是解放了,但的轰炸却一直没有停止,不安定,时刻存在。敌机多次轰炸,给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很多重要工厂、仓库都被炸毁,特别是火车站,不知挨了多少。我城防部队虽没有高炮,但用轻重机枪等轻武器组织了对空射击网,对敌机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一次居然打中打伤了一架敌机,这架敌机的引擎被子弹打中,飞机冒烟起火,摇摇晃晃地向北方飞去,在离不远的一个村庄坠落。飞行员跳伞后被我军俘虏,至中央警备团团部。

  在一间门口有全副武装哨兵的农家小平房里,被俘虏的敌机飞行员坐在土炕沿上,神情惊恐、沮丧,双手不停地揉搓头发,看得出他很害怕,不知落到解放军手里会是怎样的命运。

  负责的干部叫熊健,是中央警备团团部的宣传干事。熊健是湖北武汉人,当过产业工人,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当时在部队是重点培养的干部。熊健向俘虏宣传了目前战争形势和解放军的政策,他认清的和不得。敌飞行员听了熊干事的一番话后,交代了自己所执行的任务和空军的情况。四个小时后,警备团根据上级要将敌飞行员移交到警备区司令部敌工部。

  临行前院子里外挤满了战士和老百姓,大家都想看一看能驾驶这铁鸟似的庞然大物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飞行员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哑巴来送饭,他并不知道是给什么人送饭,当他看到头戴飞行员皮帽、身着美式飞行服的飞行员后,很奇怪地瞅着。旁边一个战士用手指指天空,又伸平两只胳膊,做飞行的姿势给哑巴看。聪明的哑巴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那个在天上的敌人。瞬间,哑巴脑子里出了敌机轰炸的景象:被炸穿了一个大洞的行军锅,被炸死的连长杨连旺,以及自己被炸伤缝了二十多针的右大腿。哑巴怒火万丈,猛地双手举起手中的饭盒砸向敌飞行员,嘴里“嗷嗷”叫着冲上去狠狠掐住飞行员的脖子。在场的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飞行员已被掐得脸发紫,差点没了呼吸。

  这时,熊健大声招呼卫兵:“快,快把哑巴拉开!”四个战士用力才把哑巴和敌飞行员分开。哑巴朝着敌飞行员连续吐吐沫,瞪大眼珠子“啊啊”大叫着,周围战士和老百姓的情绪一下子被哑巴调动起来,有些人便大喊:

  “这个坏蛋,他们炸死了我们那么多人,炸毁了我们那么多房子,决不能轻饶他!”

  “他们在空中,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掉下来,落在我们手里,一定要让他!”

  哑巴带头拦住,不让押走敌飞行员。熊健干事一看场面要失控,怕这个年轻的敌飞行员出意外,一面让人赶快去叫谢副官,一面大声说道:“同志们,乡亲们,我们解放军是有俘虏政策的,这个飞行员已放下武器,并有之意,我们就不能他,他是飞行员,好了,对我们是有用处的。”

  这时,得到消息的谢副官急匆匆地赶来,直接走到哑巴跟前,绷着脸,对哑巴比划着说:“这个俘虏要送走,你不能胡闹,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关你的。”哑巴历来是谢副官的,只要谢副官朝他伸小拇指,再用手围着他绕两圈,哑巴就乖乖地听话了。哑巴起地上的饭盒,又朝敌飞行员吐了一口口水,极不情愿地转身走出院子。熊健擦着头上的汗水对谢副官说:“幸亏你来的快,不然要出大事了,这个哑巴真厉害,一般人还制不住他!”谢副官说:“哑巴被敌人飞机炸过好几次,差点丧命,所以他恨死了飞机,他的心情也可以理解嘛。”

  解放军进入了,由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了城市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多市民打消了原先对解放军的疑虑,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哑巴也不例外。离营区一百多米处的地方有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面住着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无儿无女,腿脚又不灵便。哑巴常带着卫生员刘国忠经常到这户人家,帮助老大爷扫院子,挑水、劈柴,买粮买菜,凡是能做的活他们俩全包了。

  有一次,哑巴出去挑水后,老大爷和卫生员小刘聊起了家常:“你们这位解放军老是不说话,是不是怕泄露军事机密啊?”

  小刘笑着说:“老大爷,他是个哑巴,耳朵也聋啊!”那老大爷吃了一惊:“什么?他是个聋哑人。你们解放军里还有聋哑人?怪不得他不跟我说话,我还以为解放军要保守军事秘密呢。原来是个聋哑人,我错怪他了。”

  低血压吃什么水果好后来,中央警备团要撤走的消息传开了,那个老大爷请一个老书生写了封感谢信,提着一篮鸡蛋,找到卫生员刘国忠,说要感谢部队,还要把鸡蛋送给哑巴老红军。小刘带老大爷去团部见谢兴凯,老大爷把感谢信递给谢兴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长官,谢谢你们啊!请谢副官向上级反映,一定要表扬表扬那个关心老百姓为老百姓做好事的哑巴同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样的军队,更没见过军队里有这样的聋哑兵,解放军真了不起,连一个哑巴都能教育成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呢?”☆

  九

  随着平津战役的结束,决定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

  中央警备团也分成三部分,由张廷祯、魏传连副团长带领八百余人先遣进入北平打前站,接管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工作。由山团长带领警备团主力部队护卫进京。由警备团一营员杜泽州带领后勤辎重部门断后,全部骑马进北平。哑巴亲眼看着中央领导由涿县坐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那个神奇的长盒子一样的铁皮屋子,竟钻进去那么多人,前面也看不到马匹,还跑得那么快。所有的物品和东西也都放在马车上,哑巴也不用背行军锅、担炊具了,他就抢着帮别人拿行李。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和警备团到达北平,为了毛的安全,中央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香山。香山是北平西郊的群峰之一,重峦叠嶂,林木繁茂,地理十分隐秘,最高峰鬼见愁五百五十七米的海拔高度,也非常适合警卫部队安排防空部署。警备团在鬼见愁制高点设立了高炮阵地。警卫部队还在区域内修补了围墙,设立了岗楼,构筑了防空工事,装备了苏联支援的探雷器,并修缮了公和有关设施。整个香山地区被中央警备团严密和控制起来,对外称“劳动大学”。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警备团的指战员都兴高采烈的,然而哑巴却不怎么高兴,他心里十分矛盾,北平让他既感到新鲜,又极不自在,看不到敌机和枪炮声,他倒有点不习惯。最要命的是哑巴的“铁饭碗”几乎砸了,以前用水都是他用肩膀挑,现在领导给他配了头毛驴拉水。以前他负责烧火,每天都要砍柴、背柴,现在都改烧煤了。以前无论到哪,他都要背行军锅,现在也不用背了,行军有马车,甚至汽车。一下子哑巴“失业”了,工作内容减少了许多,他很苦恼,不知所措!唯一让哑巴欣慰的是,有一项工作还可以做,那就是喂马。给马洗澡,清理马厩,哑巴整天忙个不停。

  在哑巴眼里,马也是他亲密的战友,要是马吃草吃得多,吃得干净,哑巴就会朝它伸出大拇指,要是马吃不干净,他就会朝马伸出小拇指。那些无言的马也很通人性,哑巴叫它们干什么,它们就干什么。

  北平和平解放了,但一些武装依然。组织趁机潜伏了下来,他们无时不在伺机,一不小心就会遭到的暗算。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天傍晚,哑巴赶着毛驴到香山附近的一口水井取水。天气炎热,人们穿得也少,但哑巴还是军容严整。他扬起手中的,穿过人群,沿着山坡,朝水井处走去。对于这头后勤专门配属给哑巴拉水的灰色小毛驴,哑巴是关爱有加,除了给它吃好的草料外,还专门喂些黑豆。不多时日,那毛驴吃得肥壮,毛色油亮。警备团的人见了哑巴,都对他比划着开玩笑说:“真像你的‘兄弟’,和你一样只会‘嗷嗷’叫唤。”哑巴也不气恼,笑嘻嘻地摸着驴头,不间断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黑豆给毛驴吃。他知道这毛驴就是他为部队服务的“活挑子”。

  来到水井处,哑巴刚把驴车停稳,一个年轻女子看是解放军来取水了,就扭着走过来。那年轻女子穿着的旗袍,抹着浓浓的口红,手里提着一个精致小巧的提包,走近哑巴,说:“大哥,打水呢!”哑巴只顾打水,也听不到声音,根本就不知道身后站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那女人以为哑巴没有听见,继续说:“大哥,你看我长得漂亮吗?”哑巴还是没反应。那女人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她一边说:“大哥长得可真好啊!”一边从后面把手搭在哑巴的肩膀上。这下哑巴一激灵,回头一看,吓得嗷嗷叫了两声。哑巴向后退了两步,朝那女人瞪着眼挥挥手,示意叫她后退。那女人笑了笑说:“大哥,你别假清高了,来,咱们去玩玩吧!”哑巴瞪着双眼,举起了手中的,那女人还不识趣,继续说:“交个朋友嘛!”说着那女人就朝哑巴扑过来,哑巴嗷嗷叫了两声,将举起的打在那女人身上。“哎哟!”那女人一声惊叫,周围的老百姓听见叫声,都围了过来。那女人趁机大喊:“来人哪,解放军打人啦!”那女人喊得越凶,哑巴的抽得越厉害。幸亏周围老百姓把哑巴拉住,不然那女人可被打惨了。那女人不依不饶,抓住哑巴撕扯他的军装又哭又闹。这时,有人叫来了两个,问哑巴:“怎么回事?”哑巴光是“嗷嗷”叫,不说话。那女子哭泣着,掀起旗袍对说:“当兵的用抽我,大哥你看,我身上都被抽红了。”看了那女人一眼,心里怀疑是否解放军对她非礼。就又问哑巴:“你为什么打她?”哑巴朝女人伸出小拇指,“嗷嗷”叫着。心想:难道是个哑巴,这不可能啊,解放军里头怎么会有哑巴呢?知道香山附近住着中央警备团,干脆把他们带到警备团去调查一下,不就大白了。那女人一听说要去中央警备团,非常紧张,推说有事想溜走,但被拦住了。

  来到警备团,由谢副官接待处理这件事,谢副官对说:“哑巴不会有问题,我可以打保票。他是真的聋哑人,还是老红军呢,我看那个女人倒有点问题。”结果从女人包里搜出了一把小,从而露出了她的狐狸尾巴。在事实面前,那女人只得老实交代,原来她是国防二厅军情局留在北平的潜伏。自从解放军接管北平后,她就想方设法接近解放军,并想从被拖下水的解放军口中得到一些情报,适时进行活动。没想到这次出击却栽在哑巴手里。有点惭愧地说:“真没想到这个女人原来是个,我还有点误会咱们红军老同志了。今后一定要提高,绝不能让敌人钻。”谢副官说:“北平刚解放,这种的手段很常见,只要我们立场坚定,敌人就达不到目的。”谢副官事后向山团长报告说:“哑巴真行,去运水,还抓了一条美人鱼。”☆

  十

  新中国成立了,为了加强的警卫力量,北平的社会治安,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和业务于一身的新型部队,这就是军。

  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发布整编命令,将先期从东北调入北平的四野二○七师改编为中央纵队第一师,并将原中央警备团扩编为中央纵队第二师。全国计有二十二个师,总额五十四万余人,受统一领导。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在西苑兵营操场举行隆重大会,中国人民中央纵队正式成立。

  部队从香山卧移驻旃坛寺,哑巴所在的团部炊事班也升格为师部机关炊事班,一九五三年移驻公主坟。看到市区高楼林立,各种各样的商店,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哑巴却失望到极点。这时,马已经退役,部队配上了后头冒烟的吉普车,毛驴也没了,生活有了自来水,水也不用他挑了。食堂做饭改烧煤气了,火也不用他烧了。哑巴干脆就到炊事班学做饭,但他干什么都显得笨手笨脚。有一次切菜,两只手没有配合好,竟然把左手食指削掉了一大块皮,血流了一案板,把炊事班的战士们吓坏了。这次受伤,哑巴休息了半个月,以后他要是到炊事班想干点什么,谁都不让,刚把菜刀拿到手里,就被战士们夺了下来,一时间,哑巴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真正成了一个“闲人”。此时的哑巴也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头了,在大家眼里,哑巴俨然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太爷”。战士们明显地感到他老了,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一次卫生队体检,发现哑巴竟患上了冠心病和高血压,这是一个的,卫生队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谢科长,谢科长立即报告了山师长。根据哑巴目前的身体状况,师里领导作了两个决定:一是让哑巴从工作中脱离出来,好好休养身体。二是为哑巴联系一个荣军院,去那里好好疗养。这件事就责成师部管理科谢科长亲自办理。

  中央纵队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九月初,警卫部队配合治安总队和开始对的各个街道、每条胡同进行拉网式检查,匪特及可疑人员,城区安全。那时,长安街还比较狭窄,广场也不大,东西南方向分别有三个门楼,即: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和南侧的中华门,周围带有琉璃瓦的皇家红墙,形成一个丁字形的封闭会场。

  自从九月二十一日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中央纵队的部队就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纵队召开了师团两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研究部署兵力,组织干部到现场勘察地形地物,掌握制高点,控制机动力量。战士们做到了人不离队,枪不离手,随时准备执行紧急任务,应付突发事件。

  九月二十八日,部队开始对城楼、广场及周围要害部位、建筑制高点实施武装控制,工兵用探雷器检测完毕后进行封闭二十四小时警戒。

  师部在中山公园内靠西侧的一个小院落里设立了警卫指挥部和休息点,由管理科谢兴凯负责部队人员的后勤保障和联络等事务。由于部队的警卫范围很大,点多面广,还要参加受阅,兵力就显得十分紧张,师机关还抽出一批干部和勤杂人员到岗位上参加执勤。为了警卫力量不受影响,谢兴凯决定不从连队抽调战士帮忙,把科里留守人员和炊事班全部调来,就是再苦再累,也要部队顺利完成警卫任务。另外,他还特别甩出了一张王牌——那就是哑巴。只要哑巴上阵参与工作,谢兴凯就没有不放心的。

  有关检查观礼台时,用脚跺了跺,感觉木板搭的观礼台有点摇晃,不抗力,觉得是个隐患,就立即陪同的部队领导说:“这样不行,观礼台上将有三万多人,有兵团级以上的将领、重要外宾和爱国人士等贵宾参加观礼,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堪设想。观礼台必须加固,要百分之百地绝对安全。”阅兵在即,事不宜迟,部队领导立即落实,从华北军区调集了七十辆卡车,抽出一个团和警卫营共七百多人从西郊公主坟(也就是警卫师大院西侧的梯形山)运来近万袋沙土对观礼台进行加固。哑巴跟着一辆卡车来回跑,一会儿装,一会儿卸,累得满头大汗。战士们看到哑巴也在干活,就劝阻他,把他推进驾驶室坐着休息,但哑巴又推开另一侧的车门,下车同战士们一起装沙土。就这样,官兵们一直干到第二天黎明,用了几千个沙袋,观礼台总算加固完毕。参谋长古远兴还调来一个营的战士在四个观礼台上下蹦了十分钟,实验结果,观礼台稳如泰山。

  十月一日,哑巴在指挥部里专职负责锅灶和水源,这是谢兴凯特别安排的。鉴于中央警备团在被下毒的教训,他对哑巴比划着说明了看好锅灶和水源的重要性,还对着哑巴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他的异常严肃,让哑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哑巴很认真地点了点头,用手掌拍拍胸脯,“嗷嗷”叫着表示了决心。

  从十月一日凌晨到十月二日凌晨,哑巴就守在屋门口,除了谢兴凯,谁也不准跨进屋门半步。来打饭、打水的战士、工作人员都是在门口从哑巴手里接过饭菜和水壶,任何人都不敢越过门口这道防线,就连某些领导也不例外。所有的食品如馒头、烙饼、鸡蛋也都由他直接发放,不转二道手。事后,在警卫总结会上,师长山高兴地对其他师领导说:“老谢这一招真叫绝,这是知人善用啊!”

  十月一日下午三时,毛等中央领导登上城楼,、整个都沸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流泪。在金水桥两侧各有一个由两个师官兵组成的解放军观礼队伍,一方面作为受阅部队,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会场上安全的机动部队,以应付突发情况。

  谢兴凯这时赶到临时伙房,替换哑巴,并让一个战士带着哑巴走到大门口视线较好的观看阅兵盛况。哑巴虽然听不到毛洪亮的声音,听不到礼炮的轰鸣,听不到人们呼喊,但他看到了徐徐上升的鲜艳国旗,看到了铺天盖地飞起来的和平鸽,看到了威武的阅兵部队方阵,看到了舞动的红旗和花的海洋,晚上,哑巴还看到了美丽的焰火。

  哑巴忽然了兴奋的情绪,歪头想起了什么,他拉着那个引导他的战士转身走回指挥部,回到临时伙房,忠于职守地又站在了屋门口。☆

  十一

  新中国成立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中枢所在地。有二千多间房屋,大多破败、损坏和被焚。据历史资料记载,从清末以来,就荒于管理和,至今已有五十多年没有疏浚。湖底污泥淤塞,水中杂草丛生,水面漂浮着一层腐叶和脏物。一到夏天,蚊蝇,未及走近湖边,已然臭气熏天。

  全面整治,这成为当务之急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央已进入居住办公,安全工作十分重要,在这里施工非同一般,因此,经政务院批准,将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刚成立八个月的中央纵队的两个师。

  一九五○年四月,中央纵队就开始了规模庞大的疏浚工程,领受任务后,在完成正常警卫任务的前提下,部队于四月八日从各自的驻地步行向集结,安营扎寨。中央纵队第一师投入兵力四千二百人,负责疏浚中海;第二师投入兵力三千三百人,负责疏浚南海。按照上级要求,工期两个月,必须在六月一日前完成。当师领导宣布任务后,参加疏浚工程的部队就迅速动员起来,投入准备工作。哑巴看到后勤部用五辆大卡车拉回来成捆的铁锹、十字镐、扁担、麻绳和大箩筐后,知道部队又有大的行动了。他找到谢科长,双手比划着问:“部队要去哪里干活?一定要让我参加,我可不愿待在家里。”谢科长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头,比划着说:“放心吧,我已向上级领导请示过了,决定让你随炊事班到工地帮忙。”接着又做了一个挑担子的动作,然后摆摆手说:“但不能干重活。”哑巴看明白了,高兴地点点头,朝谢科长竖起了大拇指。其实,在师司令部传达中央纵队的办公会时,谢科长就已经在心里给他挂上号了,他了解哑巴的脾气性格,根据以往的情况,如果不让他参加这次疏浚工程,他又要死缠着师领导,甚至发火。参谋长古远兴在征询了谢科长的意见后,也很痛快地同意了。

  部队于四月十日开始了南海疏浚工程,南海的水抽干后,湖底的淤泥厚度有一米多深。清除淤泥是警卫部队的主要任务,山师长带领其他师领导开挖了第一锹。随后,部队战士像猛虎下山一般,跳进齐腰深的南海池,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当时没有挖掘机、吊车一类的大型机械设备,主要的工具就是扁担、柳条筐和铁锹。战士们将挖出来的淤泥,手提肩扛地挑运到百米之外的红墙边的大上,再由汽车运到郊区肥田。

  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战士们陷在没膝的淤泥中,水凉刺骨,腿被冻麻了,手被磨破了,肩被压肿了,但这丝毫没能影响战士们的冲天干劲。各团、各营、各连展开了竞赛。每个战士靠一对土篮,挑污泥一百四十多斤,每天累计走四十多公里。二师工程指挥部设在南海西区内,谢兴凯负责工区内三个伙房的食品和物资供应。还有两个伙房设在附近的第二十八中和第六中学里,按时向南海工区送饭。哑巴跟着师部机关炊事班在南海居住,他的主要工作是烧火、送饭,跟随谢科长跑进跑出,运送工程所需的物资。他看到几千人在一个大池子里劳动的壮观场面,心里痒痒的,总想偷空下去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干活。

  一天中午吃过饭后,谢兴凯要带哑巴回师部拉物资,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人影。谢兴凯猜想,这家伙准是跑到工地上干活去了,派后勤部司机周有祥到南海工地一看,哑巴果然排在一长溜的战士中间,正一袋一袋地往岸上传递泥土包呢,弄得脸上身上全是黑乎乎、臭烘烘的淤泥。

  经过整治后,面貌焕然一新。☆

  十二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命令,原中央纵队第二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卫师,是全军唯一的师,直属。忙过了改编,师领导就开始考虑哑巴的疗养问题。

  师后勤处的董济民处长,有一个老战友在大连荣军院当院长,当师里决定让哑巴去荣军院疗养时,董处长立即和老战友通了电话。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让哑巴顺利地前往大连。刚巧谢科长接到通知要去大连军学院速成班学习,师长山和处长董济民经过仔细研究,觉得还得让谢科长出面“智取”,因为从哑巴参军到现在,谢科长一直是哑巴的直接领导,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好,哑巴最听老谢的话,他们的感情就像亲兄弟。谢科长利用哑巴找活干的急切心理,哑巴跟自己登上去大连的火车。

  一九五四年春,北方已经呈现出一片绿油油的生机。谢科长带着哑巴来到了前门火车站,哑巴对火车这个庞然大物多少有些印象,在随警备团中央进京的时候,他就看着中央领导人从涿县钻进这铁家伙的“肚子”里。一上,哑巴不断惊奇地嗷嗷叫着,这车厢里比他住的屋子大多了,有那么多座位,能放行李,还有拉屎撒尿的地方。哑巴不断地给谢科长比划着,谢科长也不断对哑巴点点头,微笑着。

  火车开久了,哑巴也累了,但哑巴不管睡不睡,那一双手从没离开过自己身上背的灰布挎包,那里面有红军时期攒下的五块银元,还有长征时穿戴的八角帽和红领章。

  三十多个小时后,谢科长和哑巴来到了大连荣军院。疗养院优美,栽种了许多名贵花草树木,安静幽深的石桥小,穿插在绿树繁花之间,房舍精致僻静,令人有如临仙境之感,一个人能在这样的地方疗养度日,真是一种享受。哑巴一到门口,就满脸疑惑,他比划着问谢科长,这地方怎么比的香山还漂亮?谢科长先是偷偷一笑,后又比划着对哑巴说:“这是个疗养院,那些在战场上受伤的英雄们就在这疗养,我们是来负责这里卫生工作的。”哑巴点了点头。听说部队的人来了,董处长的战友、荣军院的院长亲自跑到大门口来迎接。

  办完各种手续后,院长带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谢科长对他介绍说:“哑巴同志是位老红军,战争年代为部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现在身体不好,根据的意思,想让他疗养疗养,但他脾气有点暴躁,不能让他知道他在这里被养了起来,得让他感觉到他是在这工作,要不他会闹情绪,说不定还会闹着回。我们这次来就没有敢告诉他这些,一直瞒着他,他以为是到荣军院来上班。”

  院长笑了笑说:“请谢科长放心,这些老董已经跟我说过了,这样一位身份特殊、有着不凡贡献的老红军,照顾他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谢科长又说:“我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安排点活,让我跟他一块干几天,等他了,我再去学院报到。”

  哑巴还是那个脾气,干起活来,既认真也较真,一大早就拿着大扫把满院子扫地,就跟他是这个院子的主人一样。几天后,在谢科长的指导下,荣军院的人都知道用什么方式夸哑巴了,他们只要见到哑巴,就朝他伸大拇指,哑巴定会友好地伸大拇指回报。

  看到哑巴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谢科长准备离开荣军院,当然他只能继续采取“”的手段,比划着告诉哑巴,要回老家一趟,看看老父老母,顺便要到出一趟差,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哑巴很高兴,还朝他伸大拇指。毕竟这是第一次与哑巴分开,看着哑巴的天真劲,谢科长突然感到一阵心酸,眼睛也有点湿润。

  谢科长走后,哑巴的暴脾气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缺点很快出来。首先是他看住在这里的人,整天除了散步就是玩,要么就是吃饭,基本上不做什么事,这算什么军人?其次,他负责大院里的卫生,总是跟那些不讲卫生,到处乱扔垃圾的人发生冲突。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哑巴和荣军院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一天,哑巴正拿着扫把打扫院子,一个一瘸一拐约三十岁的负伤军人走了过来,他左手拄着一根拐杖,右手夹着根烟。那个负伤军人把烟蒂毫不思索地扔到了哑巴刚扫干净的地上。哑巴顿时拉下脸,瞪起了眼。哑巴嗷嗷地叫了几声,那个负伤的军人根本就没把这个打扫卫生的小老头放在眼里,继续往前走着。哑巴扛着扫把三步并两步挡在那个负伤军人的面前。那个负伤军人原来是个勇猛的连长,长得高大魁梧,打过无数次仗,也受过好多伤,他甚至不把一般的领导干部放在眼里,对于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更是不屑一顾。哑巴站在那个连长面前,“嗷嗷”地叫了两声,然后指了指那个烟蒂。那个连长才明白这个黑老头是怪他乱扔垃圾。他不耐烦地说:“老头,什么人没见过,什么敌人没打过,小日本、、军阀、都打过,你竟然管到头上来了,再说了,扔个烟蒂算什么鸟事!”

  哑巴虽然听不见,但从那个连长的面部表情,他明白这家伙没说什么好听的话,便站在面前不走,又“嗷嗷”地叫了两声。那个连长伸手就要打哑巴,但因为他腿脚不灵便,本来行走就困难,要打人就更不容易了,哑巴一闪身,那个连长差点栽倒了,张口骂道:“狗日的,还敢在这婆婆妈妈,揍扁你!”这下可把哑巴惹急了,他抄起手中的扫把直扑那个连长,扫把打在那个连长的身上。

  这时,荣军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听到吵闹声都赶来了。后来那个连长整天吵着要跟哑巴较劲,院长也没办法,只好先做那个连长的思想工作,并停止让哑巴打扫院子。但哑巴哪里肯呢,仍旧每天一大早打扫全院卫生,把这个院子当成了自家的。别人只能在走,不能卫生。谁要乱扔东西,他就跟谁急。半个月下来,哑巴就跟人吵了十几架,都是因为别人乱扔垃圾。

  院长跟荣军院的兵说:“要是再看到哑巴打扫卫生,就把他的扫把抢过来,看他还怎么打扫。”但是院长想错了,哑巴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人。第二天,果然一个战士硬把哑巴的扫把抢走了,哑巴“嗷嗷”叫着,追得那几个战士满院子跑,战士年轻,跑得快,哑巴根本追不上,只好站在那里大声叫唤。随后,哑巴又气呼呼地找到院长的办公室,院长看到气势汹汹的哑巴,赌气地扭着头,朝哑巴挥了挥手,哑巴虽然聋哑,但这种轻视自己的行为,他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哑巴朝院长伸出了小拇指头,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

  哑巴这回彻底没事干了,谁也不敢理他。第二天,哑巴把所有东西都起来,装进包里,然后背着行包来到院长办公室,比划着要回。院长感觉拿哑巴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留下他,荣军院就不得安宁,他只得向发了一个电报,董济民处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山汇报了,山看哑巴在外人生地不熟,又聋又哑,也怕他,于是说:“也别难为他了,他想回来就让他回来吧!”

  就这样,哑巴在荣军院只待了不到两个月,就又回到了。

  跨进师部大院,见到昔日的战友,哑巴高兴得跳了起来,所有的房子、树木、面孔,这一切都显得极为亲切,友好。就连看见一只猫,哑巴都抱起来轻轻地抚爱着。

  回到第二天,哑巴径直来到师长办公室。见到了山师长,哑巴紧紧地拥抱刘师长,然后就比划着要回炊事班。深知哑巴性格的山向他示意:“你年纪大了,不适合在炊事班干了,我们考虑让你干别的工作,但不能着急。”哑巴得到山的承诺,满意地拍了拍山的肩膀,然后朝他伸出了大拇指,笑着走出了办公室。站在一旁、不了解情况的小公务员看愣了神,哑巴刚出门,他就抱怨说:“,他算个啥东西,也敢在您肩上拍来拍去?”山往椅子后面一靠,吸了口烟,笑着说:“在咱们师,也就哑巴有这个资格。当年在延安,哑巴还拍过总司令的肩膀呢!”

  当天晚上,山召集师领导开会,专门研究给哑巴安排工作的事,因为他知道,哑巴是个急性子,也爱较真。在讨论中,大家都认为:一、搞卫生的活不能叫他干了,免不了要和人打架吵嘴,不能让他再生气了。二、炊事班也不能让他去了,哑巴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加上聋哑,工作起来很不方便。董济民处长把师部大院西边的荒地开发出来,全部栽上果树,让哑巴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可以绿化,二来可以增加收益,三来也解决了哑巴的工作。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说干就干,师领导立即发动直属队官兵们开垦荒地。部队干活就是有战斗力,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一荒地就变成了果园。此时正值春季,果园里很快栽上了苹果树和桃树。这时候,哑巴焕发,全部时间都用在经营果园上了。哑巴十分频繁给果树浇水,施肥,锄草,让小树苗长得壮实。办公大楼后面有一口井,哑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从井里担水,挑到果园。一天三顿饭,哑巴索性从饭堂打出来,端到果园去吃。他完全以果园为家了。在哑巴的精心管理、辛苦劳动下,果树长势良好,看到荒地变成美丽的果园,师部大院从师长、到新兵脸上都挂上了笑容。哑巴是最为得意,没事的时候,他还会背着手,围着果园转来转去,很像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士兵。☆

  十三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几百万官兵佩带上标志各军兵种领花级别的领章、肩章,振奋、容光焕发。军队建设开始正规化、现代化。九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总理发布命令:师长山被授予军指挥军官少将军衔,张廷祯被授予军军官少将军衔,对于在正师职领导岗位上破例授予少将军衔的,全军只有三人。说:“这是对警卫部队的特殊赏。”

  授衔仪式结束后,在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晚宴,这一天的傍晚是美好而迷人的,金色的夕阳着,也着人们喜滋滋的脸庞,而晚宴之后的舞会,把热烈的气氛推向了。

  哑巴看到别人都戴上了军衔,心里是又羡慕、又着急。

  此时师领导已经在考虑如何给哑巴授衔定级的事,但哑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十月初的一天上午,哑巴再次敲响了师长山办公室的门。对于哑巴要求佩带军衔,刘师长已经听谢科长说过几次了。山对哑巴有加,勤务兵也热情地引导哑巴入座,沏上了一杯香茶。虽然知道哑巴不抽烟,山还是礼节性地给他让烟。哑巴一脸严肃地挥挥手,双眼死盯着山肩膀上闪闪发亮的少将军衔。片刻,哑巴起身走到山身边,拍了拍山的肩膀,仔细地观看了他那一颗的少将肩章,又摸了摸,然后朝他伸出了大拇指。哑巴又指了指自己,叹了一口气,伸出了小指头。山这时很理解哑巴的心情,哑巴同志毕竟也是跟随着警卫部队出生入死多年,着,从长征上走过来的。理应授军衔。山指了指哑巴的肩膀,然后拿起一副肩牌,放在他的肩上比划,示意也要给他授军衔。这次哑巴又指了指自己,伸出双手,从一数到九,再次伸出小拇指头,意思是:我工作干得不行,是最后一名。

  一个关于哑巴问题的专题会议又在小会议室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师长山,张廷祯,副师长魏传连,副盛元忠,参谋长古远兴,部主任向前等师党委常委。他们已不是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哑巴的事了。山开门见山地说:“既然现在已经实行军衔制了,我们就应该给哑巴一个明确的身份,他独身一人,又聋又哑,部队就是他的家,他为师里、为作出了贡献,我们师就得管他一辈子。”刘师长一席话,博得与会的各位常委一致。张廷祯接着说:“别看哑巴做的事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却是部队日常生活中绝对缺少不了的事。打个很简单的比喻,在延安的时候,能缺水吗?不能缺。自从进了陕北,哑巴整整挑了十三年的水,保障了部队和中央机关几百人的用水,解决了多大的生活问题啊!哑巴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心里都清楚。”同志们都纷纷点头。参谋长古远兴说:“我看一定要给他定为干部,虽然他是老红军,级别不一定要特别高,关键是他以后的生活会有基本的保障,也算是组织对他有一个交代了。”副盛元忠说:“我,先给他评定排级,向主任你的意见呢?”“那就定个正排级吧,我马上通知干部科。”向前主任一锤定音,师党委形成了决议,即刻总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上旬的一天,由军司令员、大将罗瑞卿发布命令授予警卫师八百一十二名军官以尉官军衔,其中少尉三百五十八人,哑巴榜上有名。

  按照条例,在军队中,下级军官见到上级军官要首先,这在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都是常规,但在警卫师却有了例外。哑巴虽是少尉军衔,但在警卫师受到了人们最充分的尊重,一些中尉、上尉、大尉乃至校级军官见到年龄大、资格老的哑巴少尉走过来,也主动停步,首先。

  哑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排级少尉军官,考虑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他仍然归属司令部管理科直接管理,但他的档案已由管理科转入了干部科。由于我军已经由供给制转为薪金制,干部每月按照级别领取工资。哑巴没有亲人,没有家,特别是哑巴不认识货币,也没有花钱的概念,更不知道应该将钱存入银行。哑巴把每月领的工资卷成一个小纸卷,再用橡皮筋一勒,放进自己的灰布小挎包,时间久了,小挎包塞得满满的。谢科长看到哑巴这样存放现金很不安全,所以提议哑巴的工资暂时由管理科会计室登记保管,需要用时再拿出来。是谢科长的爱人,从小就参加了,打过仗,是警卫师仅有的两名女红军之一。与哑巴在延安南泥湾开荒时就已熟悉,生活当中经常打交道,她把哑巴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关照,定期给他拆洗被褥,逢年过节还叫他回家里吃饭。哑巴知道自己每月的工资都由保管着,也很高兴,他向谢科长伸出大拇指,夸赞这是个好主意。☆

  十四

  初春的大地,厚厚的积雪尚未消融,师部大院里那一棵棵枯树上已经绽放出了一片片嫩绿的叶芽,春天的脚步渐渐地走近了……

  看着身边的人都有了家,谢科长考虑,也该让哑巴回老家看看了,如果能找到他的家和亲人,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哑巴的后半辈子也有着落了。但让哑巴探家可不像其他官兵那样,假一批,背个包,带点的土特产就走人了。哑巴根本无法与陌生人交流。几十年过去了,物转星移,历史的痕迹正在消失。他的家乡大渡河一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家很难说。现在全师上下,只有老谢是当年大渡河一带发现哑巴的唯一当事人,也是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陪伴哑巴四川寻亲,非老谢莫属。

  一九五六年三月,经师领导特别批准,谢科长与哑巴一起背上行军包,师里专门派了一辆苏式嘎斯六九吉普车把他们送到前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哑巴记得就在两年前,他与老谢是坐着北上的火车去荣军院。这次哑巴没有表现出上次坐火车的惊奇与新鲜,看得出,哑巴心事重重。他知道这次出远门是谢科长带他回家找亲人。但哑巴又好像什么印象都没了,车厢里,哑巴坐在靠窗的上,注视着窗外绿油油的华北大地,他后背紧贴着座位的靠背,两手交叉在一起,他在想什么呢?

  下了火车乘汽车,经过五天五夜的长途奔波,谢科长与哑巴终于到达了四川大渡河边的泸定县城。再次踏上这片洒满红军热血的土地,再次看到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谢兴凯十分激动,哑巴也显得很兴奋,他们舒展着四肢,连连做着深呼吸,像要拥抱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大地。

  在旅社住下后,谢科长并没有急于同当地联系,而是带着哑巴先去了大渡河边。雪山脚下,春意盎然,开始复苏。春天的大渡河正是活跃时期,咆哮浑浊的江水击打着河堤。哑巴站在河边,默默地注视着河里的一切,河里漂浮着各种物品,有树木,还有死亡动物的尸体。谢科长什么话也不说,静静观察着哑巴的脸色和表情,看他有没有对自己生命源头最初的记忆:出生、成长、儿时的玩耍、父母亲人等概念的闪回。但站在河边的哑巴凝神远望,除了沉默,没有任何反应。谢科长有些耐不住了,比划着问哑巴:“你还记得自己的家吗?你还记得自己的爹娘吗?”

  哑巴表情凝重地看着大渡河周围的一切,以及远处那高耸入云的夹金山,或许他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他与大队的指战员们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但哑巴没有回答也没有与谢科长有眼神的交流。他的内心世界是摸不透的。无奈,老谢只得带着哑巴回到旅社。第二天一大早,谢科长又带着哑巴来到泸定县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干部听完他们的来意后,非常重视。不仅把他们接到县招待所住下,还不厌其烦地查找户口、名录等资料,然而茫茫人群,如同大海捞针。“哑巴”的名字是红军起的,又怎么能从名录中查到呢?特别是由于无法进行语言沟通,给寻亲工作增加了很度。

  即便如此,谢科长还是没有放弃,他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于是他又带着哑巴沿着甘孜州所属的康定、炉霍、天全、宝兴几个红军走过的县查找,县领导听说是为一个聋哑红军寻找亲人,要求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甚至专门印发了寻亲启事,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两个解放军军官来四川寻找亲人,成为当地一大新闻。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听说哑巴寻亲的人找到民政部门,有的说家里曾经有个哑巴兄弟,有的说家里曾经有个哑巴儿子,也有的说家里有个哑巴父亲,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一时难辨,但让哑巴见面认亲的时候,他都一一摇头否定。

  准备启程回家的时候,谢科长再次带着哑巴来到大渡河边,但哑巴还是默默无语。谢科长看着哑巴那副凝重的样子,心里也在为他难过,哑巴心中的思念,心中的,心中的无奈,无人能解,真是一个可怜的兄弟。谢科长相信:哑巴这次到大渡河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但他的心灵肯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回到后,师领导都对哑巴没有找到家和亲人而遗憾。谢科长更是感到惭愧,千里之行,尽管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查阅了许多资料,但仍然未能找到一点线索,不免心情有点沮丧。

  根据师领导的意见,谢科长又联系了海淀区的聋哑学校,找了一个哑语老师。哑语老师试着用手语与哑巴交流,但哑巴就像不识字的文盲,根本不懂,无法从他的举止和手势当中得到任何有关他家乡和亲人的信息。因为所有的手势,都是哑巴自创的,一般人看不懂。但哑巴很聪明,他会根据说话人的表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猜出对方的意思。

  谢科长回到家中,对妻子述说了四川一行的详细经过,两个人都为哑巴感到。想到哑巴日后的生活还很长,怎么办呢?突然说:“老谢,我们应该给哑巴找个对象,让他成个家,这样他的后半生就有人照顾了。”谢科长眼睛一亮,说道:“这是个好主意,我俩可以帮他物色,你也可以跟家属委员会主任魏敬珍提一下,让她发动家属为哑巴找对象。”这样一来,谢科长和师部大院的家属们都行动起来,热心为哑巴找老婆,就连部主任辛哲也参与进来要为哑巴把关:“找就要找实意照顾他的,要不然,还不如让他在部队享几年清福呢。”大家信心十足,都在憧憬着哑巴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翻身过上好日子的老百姓也是很实际的。

  警卫师北侧有一个村庄,属于海淀区跃进人民。找到村妇女主任于淑琴,向她说明了哑巴的情况,请于主任帮忙为哑巴物色一个对象。妇女主任非常热情,当时就提供了好几个人选。她们一听有位老红军,还是个每月有五十多元钱的军官要找对象,就一窝蜂地赶到于主任家。可是,当她们听说征婚的人是一个哑巴时,全都傻了。这个说:“和哑巴在一起,没法说话,我不也成哑巴了?这日子怎么过呀!”那个说:“我家虽然穷,但也不能嫁给一个哑巴呀!农村人没有那么多情和爱可谈,但总得相互说说话吧,跟一个哑巴过一辈子,还不得憋死呀!”就这样,她们连哑巴的面都没有见,高兴而来,扫兴而回。妇女主任这时也意识到这件事不那么好办。不,又向于主任进一步介绍了哑巴的经历,于主任很同情地说:“这位老红军太不容易了,也很可怜。这样吧,我再认真地想想,一定给哑巴找一个合适的老伴。”

  两天后,于主任带着一个中年妇女来到警卫师,和谢兴凯热情地接待了她们。于主任笑着说:“这是一位烈属,她的丈夫也是解放军,在一九四八年底的一次战役中了,现在还没有改嫁。我向她介绍了哑巴的全部情况,她也同意。我看,让他们先接触几次,谈谈看。”当谢兴凯拉着哑巴站在她们面前时,敏锐地看到了于主任和那位妇女眉头紧皱的表情。以后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那位烈属终于不住哑巴的无声世界和的闲话而中断了交往。

  后来,为了给哑巴找对象,大家可真没少操心,但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一次次地见,又一个个地吹,没给他说成一个媳妇。最后,人们的热度慢慢凉了下来,就连谢科长和也失去了信心。对老谢说:“我看给哑巴找老婆太难了,哑巴算是没福气喽。如果将来没人管他,我们就给他养老送终。”谢科长心情复杂地说:“是啊,现在能否找到他的亲人,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当初既然把哑巴‘抓’进了队伍里,我们也一定要对他负责到底!”

  又过了几年,仍然没有来自“家乡”的任何消息,哑巴与家人团圆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哑巴始终没能跨进婚姻的。☆

  十五

  警卫一师有两个果园,一个是西边新开垦的、没有围墙的大果园(今城乡贸易中心的),另一个是东边有围圈的小果园,都由哑巴统管。这一大一小两个果园,令当地一些军队机关和老百姓十分羡慕,惹得公主坟附近的海军大院、空军大院、通信兵大院、装甲兵大院、总后勤部大院的孩子们也以各种借口往警卫师大院里钻。

  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年,果园里的果树枝繁叶茂,结满了又红又大的苹果和桃子。哑巴欣赏着他的杰作,那黑脸笑得如同开了朵黑喇叭花。果园,哑巴很有一种成就感。自从有了这片果园,哑巴也就有了一群难对付的“敌人”,这就是师部大院的孩子。最令孩子们开心的事就是去果园偷果子。

  谢科长的大儿子谢文华是师部的孩子王,十三四岁的年纪却有着极聪明的头脑和满腹的。文华经常组织孩子们想尽招数跟哑巴斗争、周旋,还特别讲究战术。他们一般分成两三拨,用调虎离山计佯攻,大一点的孩子先从一面进入果园摘果子引诱哑巴追赶,边跑边冲哑巴伸小拇指,用土坷垃砸他,用自制水枪滋他,还有人用弹弓射他。哑巴气得火冒三丈,抄起扁担就追打。然后另外两拨人就从其他方向突入果园。哑巴顾此失彼,果树损失惨重。西边果园四周没有围墙,哑巴深知这些孩子不好对付,索性搭个窝棚,一天三顿饭都在果园吃,以便随时掌握“敌情”。特别是孩子们放学、放假的时候,他就会更加提高,坚守阵地,孩子们抢夺胜利果实。

  孩子们有时候也跟他来软的,哄他开心,趁机下手。有一次哑巴推着一车苹果去食堂,半上被文华带着几个孩子围住,要拿果子吃,哑巴不让,伏下身子护着水果筐。文华拿出一枚大头针,悄悄绕到哑巴后面,朝着哑巴撅起的使劲一扎,哑巴顿时疼得大叫起来,趁他回头的工夫,对面的孩子已经拿走了好几个果子。

  文华,还在哑巴出入果园的必经之埋设“屎雷”,待哑巴大摇大摆进入“雷区”,踩了两脚稀屎后,不得不返回宿舍清洗鞋袜之际,一帮孩子如同“鬼子进村”,窜进果园,肆意妄为。

  师司令部办公楼北侧的大仓库房檐下,有一个圆圆的马蜂窝,因无人惊扰,越积越大。文华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头戴防毒面具,身穿刺杀护具,把它搬到果园,吊在哑巴窝棚边的一棵大树上,待马蜂聚集多了,再用弹弓从远处射,让哑巴好好尝尝被马蜂蜇的滋味。

  为了这两个果园,哑巴经常被捉弄,真是受尽了孩子们的气。但哑巴生性喜欢孩子,跟孩子们在一起老哑巴开心、高兴,立即觉得年轻了许多岁。对付孩子,哑巴也有自己的招数,用分化、物质的手段招安了不少孩子。哑巴见到文华等大一点的孩子,就挥挥拳头,以示,再敢淘气就揍你们。对付小一点的孩子,哑巴总是笑脸以待,不是塞给一个苹果,就是往兜里装几块糖,这样,哑巴身边也有了几个“跟屁虫”。哑巴还经常把熟透了的苹果、梨、枣子等水果一筐一筐地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站在一边,入迷地看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在老师和小朋友们的眼里,“哑巴爷爷”就是一个慈祥的圣诞老人,那笑容里装满了对孩子们深情的爱。

  哑巴把他的果园视为禁地,不经他的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果园摘果子的,小孩如此,大人也不例外。有一次,上级到师里来视察工作,管理科的马参谋带了两个战士,没跟哑巴打招呼,进果园里就摘起桃子来。哑巴从另一边转过来,看到马参谋他们正在摘桃子,就跑过去硬把马参谋拽了出来。马参谋比划着说:“摘桃子是招待上级来的。”哑巴指了指自己,意思是说,招待也得和他打个招呼。马参谋心想:这果园是师里的,摘几个桃子用得着跟你说吗?他不把哑巴说的话当回事,非要进去摘桃子。哑巴一看马参谋不听劝,生气了,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高高举在手里,嘴里“嗷嗷”叫着。马参谋看到哑巴真急了,知道惹了哑巴不好办,立即叫另外两个战士也停止了摘桃子。刚巧,参谋长古远兴正好打这儿经过,他给哑巴比划了几下,哑巴明白后,才让马参谋继续摘桃子。

  古远兴马参谋说:“基本常识都不懂,这片果园是哑巴管理的,摘果子时就必须经过他允许,哑巴也是为师里尽忠职守。”马参谋低着头说:“是,,下次一定先跟哑巴打招呼。”以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师里哪位领导批准来摘果子,摘果子的人首先得通过哑巴这一关。☆

  十六

  哑巴的评判标准很简单,甚至很可笑。哑巴兜里经常揣着一颗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子弹,这是一颗日本三八大盖步枪真子弹。只是把弹头拆下后,将火药倒掉,底火并没有被撞针击发过。哑巴把这颗子弹擦得闪闪发亮,这是他的武器,对待一切坏事的武器。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看到有人不遵守纪律,公共财物,包括对他的不礼貌以及挑衅,他都会拿出这颗子弹,朝着对方做的姿势,然后把子弹示意着扎向对方的脑袋或胸膛。每当看电影出现战争战斗的场面时,哑巴也会情不自禁地掏出这颗子弹,嘴里“啊啊”叫着,用子弹扎向敌人,他的举动在漆黑的影院里被放映机的光束照得格外清楚。周围人都哄堂大笑,哑巴却浑然不觉,仍然很投入地参加“电影里的战斗”。

  师部警通连有两个山东籍的战士,星期天休息,外出回来时买了一包瓜子、一包花生,坐在办公楼前方训练场的荡桥边吃起来,果皮扔了一地,哑巴过来打扫干净,这两个战士又转到障碍板前边吃边聊,又扔了一地瓜子、花生壳。这下哑巴急了,扛着扫把跑过来,指着他们“嗷嗷”大叫,两个小伙子不理会哑巴,起身就要走,被哑巴拦住,哑巴指了指地上的果皮壳,又将扫把塞到他们手里,意思是让他们清扫干净。这两个小战士不晓得哑巴的厉害,竟然把扫把扔到一边,还伸出小拇指朝哑巴晃晃。老哑巴一看这两个毛头小子居然敢轻视自己,立刻抡起扫把打过去,两个战士也把哑巴抱住,想哑巴,哑巴一看,嗬,还敢和我动手,一使牛劲就将他们摔倒在地,然后从兜里掏出那颗子弹,竟然真的朝着两小子身上猛戳猛扎一气,疼得这两个战士哇哇大叫,待值班干部赶过来劝解时,哑巴收起子弹,扛着扫把扬长而去。两个战士掀开衣服互相察看,身上皮肉被子弹戳得红紫,有几处居然破了皮。警通连连长张明清这两个小战士:“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和哑巴老红军打架?!没听说那句俗话吗,瞎子狠,瘸子愣,哑巴逮住要你命!”打这儿以后,那些爱逗闹哑巴的人都不敢再轻易造次,招惹了哑巴是要付出代价的。哑巴的,唯有子弹。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年年退伍老战士,年年又来新一茬的兵。紧张的训练生活,枯燥的站岗放哨,使一些新兵以逗哑巴玩为乐趣,常惹出一些来。这些新兵不了解哑巴的历史,不明白为什么部队里还永久保留着他的军籍,吃一辈子军粮,他们读不懂这个师里资格最老的兵。

  后来成为警卫一师副的熊健(当年延安警备团年轻的宣传干事),这个韶华已逝的老人,感情真挚地说道:“这个哑巴同志除了不会说话,部队里的事他都明白,只要简单的几个手势他就心领神会。早在延安,哑巴就非常注意连队里存在着浪费粮食的不良现象,哑巴不但伸着小拇指‘嗷嗷’叫地浪费粮食的战士,甚至把他们的碗、筷夺下来,扔到地上,意思是你浪费粮食就不让你吃饭。哑巴经常为此找到连队领导提意见,并且很固执地等候领导的处理结果。连队领导每次都认真地听取哑巴‘声讨’那些浪费粮食的人,及时召开全体会议进行严厉的,同时也宣布哑巴为‘颗粒归肚’监督员,哑巴有权处罚那些浪费粮食的战士。”

  哑巴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了他的原则,他就不认人。师部直工科干事冯景祥,就住在哑巴的隔壁,和哑巴算是关系很好的邻居了,没事就跟几个朋友也凑到哑巴屋里看看,聊聊天。哑巴也常似懂非懂地看冯景祥他们打扑克牌、下军棋。哑巴有时从果园里带些果子给冯景祥他们吃,自己吃的全是掉在地上蔫了或烂了一半的果子。哑巴这种真诚的待人之道,让冯景祥由衷地敬佩。哑巴有时因为看果园或做别的事情,也经常把饭菜从食堂打回宿舍吃,吃不完的饭菜就用手绢盖上留做下一顿再吃。时间一长,冯景祥怕哑巴吃坏肚子,就对哑巴比划着劝说:“剩饭久了会变质,不卫生,吃了要生病。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最好不吃剩饭。”但哑巴摇摇头、摆摆手不以为然,照样吃剩饭。有一次,冯景祥大着胆子把哑巴留着的剩饭倒掉了,这下可把哑巴惹急了,“嗷嗷”叫着抄起扫把就朝冯景祥打去。冯景祥正想比划着分辩几句,来不及躲闪,胳膊上上已重重地挨了两下。冯景祥感到很委屈,就去管理科找谢科长诉说,谢科长当然也只是安慰了冯干事,因为他太清楚了,让哑巴改变习惯是不可能的事。

  哑巴在师部大院是吃军官食堂的,他每次吃饭都是干干净净,即使有菜和饭粒掉在桌子上,也用手拈起来送进嘴里吃掉。当哑巴看到有人把没吃完的饭菜倒进泔水缸里,就冲他们伸出小拇指“嗷嗷”叫起来,还专门把谢兴凯拉到泔水缸面前,指着缸里白花花的馒头、大米饭,嘴里“叽里咕噜”不停地大叫着,双手不停地比划着,他突然流出了眼泪。旁边的人谁也不明白哑巴在“说”什么,只有谢兴凯知道哑巴是在诉说当年爬雪山过草地饿死的那些红军战士,他在表示对浪费粮食的人的愤慨!

  第二天中午,司令部管理科在军官食堂门前召开了现场会。所有前来吃饭的干部、战士和家属都被集合到一起,谢科长住激动的心情,亮着嗓子向大家说了一番:“同志们,粮食是的本钱,是胜利的保障。浪费粮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战争年代的艰苦,你们没有经历过,饿是什么感觉,你们知道吗?吃草根、煮是个什么滋味,你们晓得吗?你们浪费掉一口粮食,在哑巴看来那就能够救活一个战士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生活好了,丰衣足食、吃穿不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岁月,我们没有糟蹋粮食!粮食是国家经济命脉,自古以来,粮食就代表财富。节约粮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有重大的意义。哑巴同志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敲响了警钟,哑巴不愧是有的红军老战士。他对粮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没有忘本。我们都要向哑巴同志学习,珍惜每一粒粮食,建设更强大的国家。”

  从此,无论军官食堂或是战士食堂,就连幼儿园和家属们都把节约粮食当成一件大事来抓,随意浪费粮食的现象没有了,师党委还通报全师官兵表扬了哑巴,并在由宣传科副科长陆石同志创办的《士兵报》上,报道了哑巴节约粮食的事迹。☆

  十七

  一九六五年初,警卫师管理科第一任老科长谢兴凯奉调天津警备区。就要离开老部队了,谢科长和夫人心里依依不舍,从参加红军到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都在中央警卫部队,为中央领导服务,经历了令人终生都难以忘怀的那些日日夜夜。想到把青春献给了国的警卫事业,这对红军夫妇有着深深的感慨,更有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出发之前的几天里,除了办理手续和老战友们互道珍重外,他们最牵挂的一个人,就是哑巴。晚上,做了一桌丰盛的四川菜,对大儿子谢文华说:“快去把你哑巴舅舅叫回家来,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不一会儿,哑巴搂着文华的肩膀,高高兴兴推开了门,看到这一桌子酒菜,哑巴高兴地“啊啊”大叫,不断地低头闻闻菜的香味,并频繁地向伸大拇指。哑巴最爱吃做的饭菜,特别是麻辣味的香肠腊肉。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要让哑巴来家里“享口福”,尤其是自制的四川泡菜,那在延安警备团是出了名的。一九四四年,中央警备团举行的大生产展示会上还展出了的特色泡菜,很多领导人也都吃过她腌的泡菜,这一口当然也是哑巴的最爱。

  当哑巴就着菜连喝三杯后,老谢就对他比划着说:“我们要离开警卫师,离开,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工作、生活,跟你以后见面就少了,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我和王大姐会抽时间来看你。”哑巴弄明白了老谢的意思后,忽然停住了手里的筷子,瞪起双眼,张大嘴巴,嘴角里没有咽下去的菜往下掉着,突然猛地站起来,一边用手指外面,一边急速地摆手,然后又使劲地跺脚,这是哑巴着急生气的典型动作。老谢和都明白哑巴要说些什么,也理解他的心情。哑巴自从参加红军后,就一直在谢兴凯的手下工作,是最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他们一起走过长征的雪山草地,一起踏遍了陕北的山川河流,一起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和任务,一起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朝夕相伴,亲如兄弟,三十年来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而战争年代建立的感情,凝结的友谊更是超越亲情的!老谢住激动,继续对哑巴比划说:“我们是好兄弟,我们还是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好军人。”谢兴凯指指哑巴的心,举手握拳说:“你要坚强!”哑巴这些年也看到不少战友和领导的调动,知道这是无法的事情。哑巴很伤心,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急忙上前拉开哑巴的手,一边拍着哑巴的肩膀,一边帮哑巴擦着眼泪,然后抓起哑巴的手笑着在他自己的脸皮上刮几下,说道:“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没出息。”接着,从厨房里搬出一个南方常见的扣碗小坛子,朝哑巴指指饭桌上那个泡菜说:“我给你腌了一坛子四川泡菜,都是你爱吃的,拿回去慢慢吃。”哑巴双手接过泡菜坛子,眼含泪水,啊啊叫了几声,突然向谢兴凯和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他们头一次看见哑巴鞠躬,扭转身子,也擦起了泪水。

  第二天,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谢科长住的东楼门前,十几个战士在往车上搬着东西。山、张廷祯等师领导和一些家属陆续赶来为警卫师里年龄最大的老红军送行。哑巴一身军装,穿戴整齐地跑过来,哑巴从军装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谢兴凯,老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哑巴在翠微馆拍的单人军装照。谢兴凯笑着对哑巴伸出大拇指,哑巴用手指指照片,又指指脑袋,意思是别把我忘了。满载的汽车发动了,就要上车了,谢兴凯和同送行的领导一一握别,走到哑巴跟前时,他们四目相望,瞬间,哑巴抱着谢兴凯嗷嗷大哭,谢兴凯也紧紧拥抱着哑巴,说不出话来。

  车开出了警卫师大门,眼看就要从哑巴的视线里消失了,这时只见哑巴突然疯了一般朝大门口跑去。车越开越远,哑巴追不上了,可是他的手依然挥动着,并将深情的目光投向远方……☆

  十八

  中央警卫部队里有个哑巴老红军,虽不为所知,但在中央领导人的历史记忆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七一年的一天,总理从南方回到。卫戍区吴忠司令员和其他几位领导来到向总理汇报首都的警卫工作。汇报快结束时,总理突然问道:“警卫一师有个哑巴同志,现在还在一师吗?”

  总理这一问,让吴忠感到很吃惊,又很意外。吴忠司令员也是一位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当年曾在延安中央警备团工作过,对哑巴这个四川老乡自然非常熟悉。吴忠说:“总理,哑巴还在一师。”

  总理饶有兴趣地又问道:“他生活得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吴忠说:“挺好,一师挺照顾他的。现在生活和医疗都有保障。”

  周总理说:“老同志了嘛,应该好好关心他。”接着又问:“他成家了没有?”

  吴忠回答:“没有。”

  总理说:“可以考虑帮他组织个家庭嘛,不一定要有孩子,但至少老了有个伴,互相有个照应啊!”

  吴忠说:“总理,警卫一师组织曾经给他张罗过,介绍了很多,可惜都没成。”

  总理说:“那为什么啊?”

  吴忠说:“有的嫌他太丑了,有的嫌他没钱,好不容易有个愿意与他结合的吧,又因为没法与他交流沟通,所以至今一个也没有成。”

  总理不无遗憾地说:“这也是个实际情况啊!”

  吴忠和几位卫戍区的领导都沉默了。

  稍后,周总理吴忠说:“哑巴同志的一生很清苦,你是卫戍区司令,一定要安排警卫一师照顾好哑巴同志,吃的、住的、用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嘛,定期为他检查身体,有什么病要及时治疗,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是我们解放军里的功臣,我们几百万部队里只有他一位哑巴,这界军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决不能亏待了这个对国家、对军队有功的聋哑人啊!近期有时间的话,我要去看看哑巴同志。”

  吴忠司令员站起来,激动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会安排好哑巴同志的晚年生活。”

  十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吴忠司令员来到警卫一师,向师领导传达了总理的。吴忠说:“哑巴同志应该有六十多岁了吧。听说他入伍时应该是二十几岁,了一辈子,也没成个家,这么多年,风里雨里,哑巴只顾干活,却从没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如果组织上不安排,他是不知道享受的,关心爱护老同志,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和优良传统,你们一师要好好研究一下,让他安享晚年,不要怕把他的钱花光了,花光了咱们给他出。”最后,田占魁师长代表师党委向吴忠:“请卫戍区并转告总理放心,我们将尽全力让哑巴同志生活好,安度好晚年。”

  第二天,师党委开了一个会,做出了三项决定:一、师里批三千元钱,供哑巴专用。二、从办公楼三层换到一层单间住。三、请管理科给哑巴添置新家具,如沙发、席梦思床等高档家具。从这以后,哑巴的生活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档次,对他的管理也提到了师党委议事日程。师领导把关心照顾哑巴同志作为师里的一个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

  十九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哑巴已是一个享受正团级待遇的老干部了,看到哑巴生活条件好了,也是团级干部了。许多人开始打哑巴的主意,经常到师部或是医院来找他认亲。

  一九七二年初春的一天早晨,还处于天寒地冻之中。一师战备值班室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是市值班室打来的。的同志说:“我们接待了一对从四川来寻亲的母女。老年妇女说她丈夫是个哑巴,现在在卫戍区部队当官,与家人失散多年了。听说你们师有个哑巴,也是从四川来的?”一师值班军官说:“是啊,我们师里有个哑巴,从四川来的,但由于哑巴是在特殊条件下入伍的,没有档案,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地区的人。哑巴同志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甚至连基本的哑语都不会,他只能靠用一些表情和简单的肢体动作来表达。”的同志说:“我们认为这对母女要找的人是你们师的那个哑巴,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可以进行科学鉴定。”值班干部立即将这一新情况向参谋长郁连高汇报了。郁连高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同意。

  第二天,一辆警车在师部办公楼前停下,郁连高了的两位同志。郁连高笑着说:“你们是,侦查手段高明,肯定有高招啊!这些年来,来找哑巴认亲的人还真不少呢。但大部分是冲着他的钱来的,认为他在部队是军官了,有钱了,又是在首都,都想来认这个亲。”的同志说:“过了,我们会尽量做到科学、准确,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随后,参谋长把管理科的王体学叫来,王体学匆忙跑到二楼参谋长办公室,看到有两名在里面,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听完郁参谋长介绍,王体学这下心里踏实下来,郁参谋长说:“哑巴跟你关系不错,你带他上市局去认亲做鉴定。”王体学带着哑巴到达招待所时,那对母女已经站在外面等候多时了。老太太约是六十多岁,自称是她女儿的那女人约四十多岁,她们个头不高,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市局的同志用简单的手势告诉哑巴,这是来认亲的。如果认识就点头,不认识就摇头。哑巴走近那母女俩,瞪了一眼,摇了摇头。与哑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老太太却大声哭叫起来:“你这个没的哑巴,我就是你婆娘啊!这么多年你就扔下我们娘俩不管了,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啊!”老太太的女儿也跟着哭:“爹,你怎么不认识我们啊?这些年娘带着我多么辛苦啊!你现在日子过好了,怎么就不管我们了,我是你的女儿啊。我是你亲生女儿啊!”市的同志对老太太说:“你们别哭,我们会进行科学甄别,会明白的。”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说:“这没心没肺的,他日子过好了,就把我们忘了,当起了陈世美。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而哑巴站在一旁,怪怪地看着她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了把事情搞清楚,市局的同志立即决定把侦查科的同志叫来,对哑巴进行心理上的科学测试。所谓科学测试,就是由测试人员画一些简单的物体,看被测试者的反应灵敏度。

  侦查科的同志先是画了一把犁,哑巴看到犁显得特别兴奋。侦查科的同志又画了一头牛,哑巴看到后更加兴奋。侦查科的同志根据哑巴的反应,定出一个结论:哑巴种过地犁过田,还相当有经验。由此推断,哑巴当兵时应该是二十几岁了。接着,侦查科的同志又给他画了个“喜”字,哑巴。侦查科的同志心里有数了。为了更加准确,侦查科的同志又画了两个硕大的乳房,哑巴同样。随后,侦查科的同志又画了一个婴儿的像,哑巴照样……经过一番测试,市局的同志下了结论:哑巴有过种地经验,但没有结过婚,更没有孩子。的同志对她们说:“你们的戏还要演下去吗?”那对寻夫找父的母女眼见没有达到目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二十

  果园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但由于部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在果园的上建几栋家属楼。虽然哑巴已苦心经营管理果园十六年,师里领导也都觉得可惜,但还是为了大局,忍痛将几百棵果树砍掉了。那些果树,树冠大了,树叶稠了,绿荫如伞,果实累累。落斧之际,战士们不由得想起哑巴在果园的功绩。

  哑巴再次“失业”。的哑巴这次反应不那么强烈,显得安静多了。但哑巴也没有闲着,他“重操旧业”整天扛着大扫把在机关大院里转悠,看到哪里不干净,他就会去打扫。谁要乱扔垃圾,哑巴仍然跟他“吹胡子瞪眼”,不依不饶。周末洗澡的时候,他还会主动在澡堂门口帮着收澡票,把那些想占公家便宜白洗澡的人拒之门外。

  师部锅炉房有一个叫赵宝成的职工,经常不拿澡票就闯进澡堂洗澡。这一次刚巧碰上哑巴把门收票,没能混进去。赵宝成耍起小聪明来,绕到澡堂后面,从窗户爬了进去,有人比划着告诉了哑巴。哑巴皱皱眉头,生气了,大步跨进澡堂,挨个拨拉着找人。那小子蹲在水池子中央不上来,哑巴追到左侧,他跑到右侧,哑巴追到右侧,他又跑到左侧,转着圈躲,还撩水泼哑巴。老哑巴瞪着眼珠,“嗷嗷”叫着,穿着衣服就跳进了水池,把赵宝成摁到池边,顺手拿起木板拖鞋,照着他的一顿猛抽猛打。那小子疼得大声叫唤,反正哑巴也听不见,仍然。被打急了的赵宝成蹿出水池,就向大门口跑去,完全忘了自己还没穿衣服。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洗蹭澡了。

  与哑巴同住一层楼的部打字员小王最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每到晚上十点钟,哑巴就会出门,大概十多分钟后才回来,天天如此,也很准时。这个情况让小王很好奇。有一次,他跟在哑巴后面想看看哑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原来,哑巴从楼道的一头到另一头,在挨个关灯呢。机关里有许多人老是开了灯就忘了关,结果灯经常是整夜地开着。小王跟到三楼时,哑巴正碰到宣传科的马干事赶完稿子准备回宿舍,马干事正要往楼下走时,哑巴“嗷嗷”地把他叫住了。马干事感到很奇怪,这么晚了,哑巴还上楼来干啥呢?哑巴指了指马干事,又指了指他身后,一脸的严肃。马干事朝身后看去,没有什么啊!地面上干干净净的,没有掉什么东西,更没有垃圾,莫非哑巴这么晚了还来督察卫生?马干事比划着说:“啥也没有啊!”哑巴“嗷嗷”叫了两声,指了指头顶上的灯。马干事顿时明白了,立即转身关了灯,哑巴朝马干事伸出了大拇指。在哑巴监督和提醒下,机关的干部、战士都自觉注意了这个问题,浪费电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不久,茶余饭后,这件小事传到了老科长谢兴凯的耳朵里,他笑着说:“哑巴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对不起眼的小事一贯认真,什么事只要交给他做,你可放一百个心。这也是他在延安就养成的好作风。”当年在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警卫营每个班只有一盏自制的小油灯,只有晚上学习、开会时才点上,但用的油经常断供。谢兴凯为了保障部队和中央办公和学习,经常带哑巴出去搞煤油,哑巴知道油很宝贵,就特别注意灯的亮度。在警卫营里,谁的油灯捻大了,哑巴就要过去给人家捻小,也不管人家高兴不高兴,哑巴不怕得罪人,每天晚上还经常到班排里转转检查。☆

  二十一

  随着年龄的增大,哑巴也在渐渐衰老。

  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晚上十点多,正准备洗漱睡觉的组织科科长冯景祥听到住在隔壁的战士小马的大声呼叫:“救命啊!快来人呀,哑巴昏倒了!”这急切的呼叫声通过机关大楼的长长走廊,传向外面漆黑的夜空。冯景祥自从一九六二年调到机关后,就一直与哑巴住隔壁,与哑巴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时,他把手中的东西一扔,光着脚,直奔哑巴的房间。

  哑巴已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看样子肯定是心脏病发作了,冯景祥立即吩咐小马说:“赶紧往卫生所打电话,叫他们火速到机关大楼来,一定要快!”

  听到呼叫的其他官兵也都迅速赶了过来,他们把哑巴抬到床上,手忙脚乱地采取急救措施。冯景祥心想,这可不是一般的昏倒,这可是突发的心脏病啊!听说哑巴患了疾病,师卫生所长连白大褂都顾不上穿带着医生,拿上医疗器械,紧急集合似的跑向办公楼。

  军医立即对哑巴采取了紧急治疗措施。不一会儿,住在家属院的几个师领导也急匆匆赶来了。此时,师部机关的人都被惊动了,师部大院内也灯火通明,官兵们来回穿梭着,为哑巴担忧。治疗哑巴的军医急得满头大汗,因为哑巴的病情不见好转。师领导决定立即转送位于永定的师医院。卫生所所长马上拨通了师医院的电话:“是师医院吗?我是师卫生所,哑巴突发心脏病,病情严重,你们作好抢救准备,我们马上送人过来!”师医院值班室人员说:“好,我们立即准备,全力以赴。”

  第二天,哑巴的病情还没有稳定,师医院院长刘书明直奔师部,敲开了部主任陈森办公室的门。陈森急不可待地问:“哑巴怎么样了?”刘书明满头大汗,喘着气说:“恐怕了。”陈森表情严肃地说:“医院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不管花多少钱,不管要投入多少人力。”刘书明坚定地说:“是,主任,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经过大家的全力救治,哑巴的病虽然出人意料地好了,但他毕竟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加上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工作和生活都有许多不便。下一步如何让哑巴专心休养?这个问题又摆上了师领导的议事日程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师部干部科一纸报告呈报到了卫戍区部干部处。这是一个关于哑巴离休及职级评定的请示件,报告请示哑巴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卫戍区部干部部每年审批晋职、任职、免职、退休的文件多达几百个,但批复一个哑巴按副师职待遇离休还是头一回。部长吕企儒早就听说过有关哑巴的情况了,他对参加评审的同志说:“我看,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全军又聋又哑的红军恐怕只有哑巴一个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批。”几天后,警卫一师部干部科接到卫戍区部干部处的批复:同意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按照师领导的要求,医院雷厉风行地完成了安排哑巴“终生”疗养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一栋较好的平房里,师医院院长刘书明亲自带领医院的几个战士,为哑巴准备好一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重新刷了一层白色涂料,焕然一新。管理科的同志又把哑巴在师部办公楼家里的沙发、席梦思床、桌椅等家具搬了过来。另外,怕哑巴孤单寂寞,知道他最爱看戏和文艺节目,由师里批准给哑巴买了一台当时在最好的十八英寸彩色电视机,为了方便哑巴的生活,师里还给哑巴配上了一台洗衣机,供他专用。卫戍区的派专人给哑巴送来了电冰箱,这当时在能用上洗衣机、电冰箱的人并不多。房间布置完毕,真好似大宾馆里的豪华房间。大病初愈的哑巴像个调皮的大男孩一样住进了师医院的“高级病房”,房间里那些现代化的玩意让他感到新奇不已,尽管他根本弄不清这些千奇百怪的电器是怎么样的东西,但他还是每天嗷嗷叫着向前来观看的人比划着介绍。

  哑巴刚住进医院时,身体恢复得还不错,他又闲不住了。每天拿着扫把扫院里的卫生,房间的地,或是帮拎清洁袋。谁要不让他干活,哑巴就冲人家瞪眼,人越老,这脾气也越犟。

  当然,还有另一个传统也一点没变地跟过来,那就是看电影或慰问演出,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哑巴总是一如既往坐在前排中央的,依然无人管他。关于电视机,在当时成了一个爆炸性新闻,这是师医院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哑巴看到这新鲜玩意能放出节目来,特别好奇,天天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还不时用手去摸屏幕。这台彩色电视机不仅让哑巴着迷,就连医院的医生也都想来到这儿看热闹,哑巴也挺会讨,跟他亲近的人来了,他就把人家拉进屋里,让出自己的沙发,请客人坐。关系不好的人,哑巴还不让进呢!

  虽然哑巴在师医院医生的精心照顾下,身体较为稳定,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哑巴患上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症,活动显然已经不行了,必须有人全天照顾。经师里领导研究,决定给哑巴成立了专门的医疗护理小组,请专家给哑巴会诊,做全面检查,并给哑巴用最好的药。医护小组的有院长、医生、和炊事员,不仅便于平时照顾哑巴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及时对他的病情进行了解治疗。

  全院上下遵循一个原则:哑巴的事,无小事。师医院内科党支部高度重视哑巴的治疗和生活,护理小组负责人副师职内科主任医师刘国忠,专门召集内科所有医护人员开了会,向大家传达了上级领导对哑巴入院生活的重要,挑选了精兵强将,制定了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护理措施。内科主任史明同志充满感情地说:“哑巴在我们心目中是功臣,是经过长征的英雄。他没有亲人,那我们就是他的亲人。”全科的人都知道哑巴的来历,从心底里哑巴。

  但对哑巴的护理也非常困难,以长胡英兰为首的护理小组,精心、耐心、细心地照料哑巴的生活。她关心哑巴的冷暖,到什么季节就给哑巴换穿什么衣服,她知道哑巴的口味,到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水果。

  哑巴到生命的晚期,牙齿几乎掉完了,所以给他的饭就要做的特别软。为了给哑巴增加营养,医护人员经常从自己家里给哑巴做些有营养的饭菜,只要有好吃的都要给哑巴留一份。哑巴吃西瓜从来不吐子,每次就一点点把瓜子抠下来,再让他吃。在生活方面的护理也是很周到的,哑巴爱刮胡子,剪鼻毛,特别爱让给他掏耳朵。每当为他服务时,哑巴十分配合,乖乖地闭着眼睛,像个安静的孩子。

  人们不知道哑巴的生日,就在每年的春节算是给他过一次生日。医院的领导,特护小组的医生、都来同他一起过年、玩闹,如同给他过生日一样隆重、热闹。屋子里挂着几个大红气球,桌上摆着花生、瓜子、糖果,还有中国习俗中不能少的热腾腾的饺子。每年这时候,哑巴都像孩子一样乐呵呵笑个不停。开心瞬间,哑巴也凝神窗外,不知又在想着啥?

  哑巴晚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冠心病和呼吸衰竭,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得很严。哑巴一生穷苦,当兵以后除了能填饱肚子,依然没吃过什么美味佳肴。只要看到吃的就毫无地猛吃一通,结果常常吃坏肚子。不让他吃吧,那副馋相真让医生、于心不忍。最后不得不严管。任何人给哑巴送的东西都不能直接给他,要替他保管,分时分类给他吃。在哑巴身上,也有同所有老人那种吝啬的通病,什么东西进了他的口袋就别想再拿出来。

  但有特例,那就是哑巴对孩子从不吝啬。他很喜欢孩子,只要孩子想要的,他都会大方地送给。一师医院有个医生叫孙振邦,他的儿子因不慎跌坐在开水盆里,结果把烫伤,情况很严重。小孩和哑巴住在同一排房子,晚上疼得大哭大叫。哑巴看到孙医生的儿子在哭,上缠着绷带,痛苦之极,赶紧跑回屋,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珍藏的高级食品“木糖醇”塞到孩子嘴里,笑着抚摸孩子的头,一脸的慈祥。然后双手拄着拐棍,两腿叉开站在一边,笑容可掬地比划着让孩子吃糖。

  长胡英兰是哑巴最贴心的人,哑巴喜欢她,尊重她,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胡英兰比划着说说,有谁了哑巴,他也找胡英兰。在医院里,胡英兰总是哑巴,关照有加,甚至她还教起哑巴跳那种难度很大的新疆舞。老哑巴古稀之年,童心犹在,居然认真模仿,动脖扭腰的,很是像模像样,嘴里还“啊啊,嗷嗷”地小叫着。那种憨态滑稽的样子让一屋子的人笑得人仰马翻。

  一九八一年五月,已经离休在家的谢兴凯和老伴听说哑巴住院,就让刚好探亲休假的大儿子谢文华陪同一起,到医院看望哑巴。

  当护理员张复祺引领谢兴凯等人跨进哑巴住的房门时,哑巴正靠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打瞌睡。

  谢兴凯站在一边细细端详着哑巴,心里在想,近四十六个春秋过去了,他们都已模样大变,曾经风华正茂的两个人,在岁月的磨砺下,青丝变成了白发,真是岁月催人老啊!他难以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比牛还壮、精力旺盛的哑巴?老谢和就这样带着回忆的思绪,静静地在哑巴身旁站了十五分钟。这时护理员轻轻地摇了摇哑巴,又拍了拍他的手,哑巴从睡梦中苏醒了。

  哑巴定睛看了谢兴凯几秒钟,身子忽然像安了弹簧一样“啊啊”大叫,声音振动着房屋,他紧紧抱住谢兴凯,泪水夺眶而出。谢兴凯止住哽咽,用充满歉意的眼神,对哑巴比划着问候说:十六年没见面了,你还好吗?掏出自己的手绢不断为哑巴擦着泪水。哑巴一手拉着谢兴凯一手拉着,让他们坐在席梦思床上,哑巴用手指指自己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心,还用手偏放在头部一侧做睡觉的姿势,意思是我做梦都在想念你们。哑巴用忽高忽低的音调,用令人难以看懂的肢体动作,不断“啊啊”倾诉着自己的心思。谢兴凯和理解哑巴的心情,也用各种表情和动作同哑巴进行简单的交流。拿出了给哑巴带来的桂香村出的高级点心和一网兜水果,当然还有哑巴最爱吃的四川泡菜。

  好一会儿,哑巴忽然注意到一直站在旁边的年轻军人,用手指了指他。把年轻军人拉到哑巴跟前,比划着说:“这就是那个小时候最淘气,经常惹祸的儿子谢文华。”显然,哑巴没有认出来。谢文华十六岁那年,高中毕业,考上了空军。后来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现在是某飞行团团长。文华给哑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笑着开始用一系列手势回忆童年时与哑巴发生的故事。哑巴像个孩子一样大笑,双手用力拍着文华的双肩,并伸出大拇指,夸文华是好样的。哑巴指了指文华的领章、帽徽和空军的蓝裤子,意思是问:“你现在在部队干什么?”文华用两只手伸平比做飞机,然后用手掌比划飞机爬高和俯冲的动作。忽然,哑巴了笑容,卷起裤腿,给大家看右大腿上的伤疤,哑巴指指天上,学着敌机扔的动作,伸出小拇指,嘴里“嗷嗷”叫着,连连摆手,摇头,意思是“飞机不好”。文华忙在纸上画了一个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用手势告诉哑巴,“这是我们解放军的飞机,是打敌人的”。哑巴这才又笑了,再一次向文华伸出大拇指。

  一九八三年五月底,哑巴病重。

  心脏病和冠心病、糖尿病和高血压毫不留情地着这个估计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各种器官的功能渐渐衰竭。对于哑巴的病情,有着丰富经验的刘国忠心里非常清楚。再高明的医术,再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诊治手段,对哑巴来说,都已是沉疴难起,无力回天了。

  消息传到警卫一师,一同与他从长征上走来,一同与他从延安走来,一同与他从西柏坡走来的战友们都赶到了医院,想同哑巴见上最后一面,可惜哑巴已经一个都不认识了,他已陷入深度昏迷状态。

  刘国忠向师领导报了哑巴病危,参谋长张春水和部主任山分别向管理科与干部科这两个主管部门作出了:开始为哑巴准备后事。

  六月十四日下午两点多钟,哑巴出人意料地苏醒过来,他对长比划着说要洗澡,特护员张增林很仔细地给哑巴上下洗了个干净。澡后,略显的哑巴又让胡英兰长推他到外面走走。

  晚八时二十五分,哑巴永远闭上了双眼。当特护组和管理科的同志打开哑巴随身携带并视为秘密的小箱子时,那里面的东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撼了:

  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

  一对发黄的红军长征时佩戴的红领章。

  一副灰粗布裹腿。

  一个红军时期的灰布挎包。

  两条印着“大生产”字样的白毛巾。

  一块在西柏坡时发的粗布床单。

  六枚勋章和章。

  一双五五年授衔时发的黑皮鞋。

  四套新军装。

  三双新胶鞋。

  几张已作废了的旧版人民币。

  这就是哑巴的全部家当,这就是一个副师职老红军的全部财产!

  (文章来源:《解放军文艺》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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